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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期 【牡丹散文】杂粮简谱汪天钊

牡丹文学杂志2018-07-10 17:33:00

杂粮简谱

汪天钊



燕 麦



   燕麦命名的来源有多种解释,可在乡野里的孩子们眼里,燕麦麦穗外壳的两个麦芒就是燕子的尾巴,此理由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我们这一代的思想意识里,在传统的农人眼里,燕麦根本不属于粮食,只是杂草而已。

  锄草的时候,一旦发现它,锄头是不会放过它的,只需轻轻一挥,它的小命就没了。即使不锄草,平时闲散时往地里转悠,只要在田间地头,剔除它的时候也是毫不犹豫。燕麦总是混迹于麦垄里,在麦苗时期,虽然燕麦和麦子是不同的——燕麦的叶子相对消瘦狭直,颜色绿黄,而麦子的叶子相对肥厚宽泛,绿极至青,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农人就很难辨认,在这个时期它往往被疏漏掉,它能够有幸和麦子一样地汲取田地的营养,一样地生长。但在第二年春天的拔节之后,燕麦就再也难以掩藏起来,真实的面目暴露无疑,它的个子高挑,明显比麦子高出了许多,临风而立。它的自由生长到头来还是终逃不过最后一劫,当燕麦长到抽穗之后,它不是被拔掉,就是把它的穗子撸掉,防止它成熟之后散落到田地里;这项工作往往是落在当时我们还是孩子的身上,这属于孩子们的农事。这时的燕麦已经由一粒种子变成了一簇,根深蒂固,不容易拔掉,拔掉又伤及小麦,孩子们不拔只撸。刚开始孩子们还是挺认真的,把燕麦撸得干干净净,然后放在随身带的小箩筐里或者袋子里;后来就是漫不经心的,顽皮是孩子们的天性,撸着撸着就疯耍起来。麦穗是有沾附性的,这时候孩子们就把撸下来的燕麦麦穗狠劲儿地往对方的身上甩撒,据说这样可以算出对方能吃几碗饭,沾上了几个就是能吃几碗,对方当然也不示弱,猛烈地回击,一边战斗一边嘻嘻哈哈,甩撒在对方的身上多了,你看把他给乐得手舞足蹈、前仰后合,全然忘记燕麦已经散落了一地。

  燕麦麦苗属于优质的草料,春天的时候燕麦和返青的麦苗一样嫩油油、肥嘟嘟的,人们往往是专一去寻它,要是剜了一大箩筐一定是喜滋滋的;更欢喜的是家兔,一看到燕麦就直立起来往上蹿,撞击着笼子砰砰直响,燕麦扔进笼子里,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个个争先恐后,只管埋头吃,听得“嚓嚓”的一阵响,清脆整齐又富有节奏,不一会儿吃了个精光。家兔吃了过后,长了膘,毛也油光泽泽,更加细腻柔软,剪毛的时候簌簌落地,就像落雪。鸡子是很少吃草的,但面对着燕麦苗,它也是忍不住地“唧唧”上去一阵狂啄,只剩下稀稀落落的杆儿。若是弄了几捆子正在拔节的燕麦麦苗,铡了草喂牛,不用撒料,牛的胃口特好,使起来特顺,似乎更有牛劲儿。

  燕麦真正成为食品的时候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但还不是它的麦粒,是燕麦苗,因为人们等不到它长大,等不到它成熟,更等不到它结麦子了。人们把它做成菜团子来吃,这种菜团子是真正的菜团子,没有掺加任何的东西,只是揉搓较为柔软而已。这样的菜团子实在难以下咽,有的简直就是一根绳子,一头已经咽了下去,一头还在嘴里,严重地影响了会厌软骨吞咽的动作,噎得人连声地发咳,能明显地感觉到它是如何地咽下,如何地在食道内穿行,然后再进入到胃部,像一只虫子在爬行。农人们没有化验过燕麦苗的成分,不知道它究竟有营养没有,可能没有,因为吃燕麦苗的很多人死掉了,也可能有,还是有一部分人存活了下来。但就是这样让人值得怀疑的燕麦苗到最后也没有了,被饥饿的乡亲们剜了个干干净净,在那一年里绝迹了,田地里在那一年也是最为干净的一年,几乎所有的野菜和燕麦的遭遇一样,都被挖掉了。

  母亲是经受过那年的苦,但她很幸运,她就是靠燕麦存活了下来,亲身经历让她成为了一名喋喋不休的经验主义者,六零年和燕麦成了她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六零年如何如何,燕麦如何如何;每当看到我们挑剔饭菜,或者是倒掉了一些饭菜,母亲准定就会唠叨一阵子。我们从内心里产生了抵触,很多时候会反驳她,这时候善良的母亲就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从所未有的狠毒起来,一脸的凶相,她咬着牙狠狠地咒骂:没有经历过,老天爷总有一天要你们尝尝六零年的滋味,燕麦的滋味!当我从一个叛逆的青年成为人之父,我才真正懂了母亲当年失去她的女儿、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的悲痛,大姐已经七岁了,是一个聪明伶俐,乖巧可爱,身体像铁疙瘩一样结实的孩子,是被活生生饿死的;每提起此事,母亲总是泣不成声,满面泪水。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些年后的今天,燕麦摇身一变,成为人们青睐的养生食品,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母亲已经给我造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还是害怕她曾经的诅咒灵验,我一直没有勇气购买过燕麦麦片,一直不知道燕麦的滋味,那滋味究竟是一种生死别离一样的痛苦或者是一种富足生活的幸福。




绿 豆



   有关绿豆的争议至今记忆犹新,村里两位庄稼汉辩论得面红耳赤,吐沫星子飞溅,谁也没有说服谁,一个说青霉素就是从绿豆中提炼的,一个说氯霉素。氯霉素,为啥叫氯霉素,就是因为氯霉素是用绿豆做的,旁听者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否有科学依据,不知道支持谁,由着他们继续争吵下去。当时我是十二分相信的,总觉得长者们都是很渊博的,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无所不知,现在虽然我有些怀疑,但还是没有深入地验证过真伪,也便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不过事实上它们确实有相同之处的,不管是青霉素还是氯霉素都是用来消炎的,无庸赘述,谁都知道绿豆清热解毒的功效,常喝绿豆汤少上火。特别是在夏天,闻到大鱼大肉的味道就让人无比腻烦,而要是呼噜呼噜地喝上一碗绿豆稀饭,再配上一些素菜,比如凉拌黄瓜,五香花生米之类,那感情这种生活是多么的简单却又是多么的幸福。

  美味不可多用。

  绿豆生来就是用来煮绿豆汤、绿豆稀饭的,否则就是另一种情况。我十多岁的那一年,全家走亲戚多日,撇下我一个人在家看门。本来是独自闷闷不乐,到了做饭的时候我突然屁颠屁颠起来,我终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了,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吃的了,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绿豆汤加白糖,这是一种怎样的美味啊,可是从来就是意犹未尽。本来就掌握不知用量的多少,再加上懒惰,一次就做了很多,上一顿吃不完下一顿就接着吃。我做的绿豆汤面目全非,稠乎乎的,有两次实际成了绿豆干饭,这样更好,耐饿。如此下来,我每顿吃的就是纯粹的绿豆饭,一连吃了几天。当父母回来看到我的时候吓了一跳,他们看到了我蜡黄的脸色、萎靡不堪的样子——我泻肚了,那次是我平生泻肚最厉害的一次,尽是水,高压水枪一样,嗞嗞地响,冲击在地面上四下飞溅,溅得满屁股都是。刚刚上床躺下来,它就来了,慌忙提着裤子往外跑,虽然我一直都是在紧紧地憋着,但明显感觉到液体从体内流出来,裤子也湿了;有几次来不及蹲下来,半立着就哗然而下,如此地反复折腾了一宿,水终于泻完了但还没有停止,接下来泻下来的是蜂窝一样的泡沫。肛门也从所未有的娇嫩,泻肚的时候像撕裂一样的痛,也不能正常地坐下。长大之后懂了一点医学知识再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后怕,泻肚是一个很小的毛病,但一旦脱水就能致命,那次我脱了水。已经过去了好多年,绿豆的遗毒还在我的体内存在着,我只能喝很稀很稀的绿豆稀饭,还不能紧接着喝第二顿,不然肚子不是胀得像鼓一样,就是跑不掉的泻肚。

  亲自做绿豆稀饭的次数相对于以前而言已经很稀少了,绿豆质地极其坚硬,熟的很慢,需要熬。熬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绿豆中还有俗称“来豆”的,样子和绿豆一模一样,但不管怎么熬就熬不熟的;而现在,不管你属于哪一类人,在做什么,时间观念是现在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时间都是经过安排过的,特别是早上的时间弥足珍贵,什么能节省时间,什么快就做什么,越简单越好,吃饭时狼吞虎咽,囫囵吞枣,吃完饭碗一撂嘴一抹就出了门,顾不上涮洗。早上站在公交站牌前,可以看到很多人坐公交车的时候是飞奔着赶过去的。当然最快捷还是在餐馆吃早餐,一切都省掉了,但吃早餐也未必能坐下来沉得住气,很多人买了之后随即拎着袋子就慌里慌张地走掉了……我们拥有时间,却不能支配时间,生活的节奏被紧紧地钉在时间的轮子上,一切都是那样地忙碌,一切都是那样地匆匆,一切都在路上,快餐应运而生。我们需要快餐,我们讨厌快餐却不能摆脱快餐,快餐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快餐背着恶名内心却是欣喜若狂,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快餐里面,在快餐面前,熬绿豆稀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相当奢侈浪费。我本是一个散漫惯的人,也是一个相当守旧的人,我曾自嘲自己是岁月里最后的一个遗老,遗老都是顽固和偏执的,并不可理喻,但我还是改变了自己,改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自己就不认识自己了,可我别无选择,因为我要适应,适者生存。潮流,似乎一直都是对的。家里买了一袋体积如一本新华字典一样大小的绿豆,放在那里几个月了但一直没有开封,全家人应该是都看到了,不管是谁做饭,却都是没有做绿豆稀饭。

  现在做饭和以前做饭在内容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前烧的都是柴火,现在大都是煤、液化气、天然气,少了烧锅重要环节,用柴火熬一顿绿豆稀饭,熬的不仅仅是时间,现在熬绿豆稀饭,不过是一种悠闲地守候,实则是最为简单便捷的了。

  前些年在早餐点上还能喝上绿豆稀饭或者是绿豆汤,但近些年来却越来越少了,可能精明的商贩们也看到了熬绿豆致命的缺陷,虽然他们深谙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嗜好,是的,他们需要的速度是更快,更节俭时间。即使有,那绿豆汤是象征性的,就是跳进锅里去捞也捞不出几粒来,火候也不到,哪里有绿豆稀饭的味道?几年下来,在我的印象里,从前绿豆稀饭的样子和味道一直没有重现过。

  唉,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亲自做顿绿豆稀饭,先大火后文火,悠闲自得地看着绿豆在沸腾的锅里上下翻滚,水的颜色慢慢地变浅绿、红色、深褐色,绿豆慢慢地膨大,裂开,直至绿豆花儿绚烂地绽放。痛快地喝上几大碗,不但能消除掉体内的毒素,也能消除掉心智上的蒙昧,效果像儿时那次泻肚一样酣畅淋漓,彻底持久。




谷 子



  如可以把麦子和水稻称之为“五谷之首”,那么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把谷子称为“杂粮王者”。现在人们虽然都很看重养生,都知道杂粮的妙用,但事实上很多还真的没能融入“家常便饭”之列,只有家常便饭才具有“普世价值”,相对融入的,只有小米稀饭,我们自己做饭总要隔三差五地熬上一顿小米稀饭;不同的早餐店的稀饭种类不管怎样变化,小米稀饭都是有的。

  农人们并不喜欢种谷子。

  谷子属于“小苗”庄稼,小苗庄稼就是在苗期太纤细太柔弱,必须要精耕细作。播耩困难,种子太小,数量和深浅都很不容易掌控,播耩大苗庄稼谁都可以滥竽充数,但播耩谷子就是几十年的老把式也不免紧张,总怕耩不好,事实上也总是让他们丢丑。出苗的条件太苛刻,土地散松湿润,刚耩完地就下了大雨,没的说,将来的谷芽全部封在了地下然后死掉。刚出来的谷苗就像草芽一般,锄草不能接近它们,怕伤了它们。野草们乘了空子,总是混杂与谷苗之中,这时只好蹲下来用手拔掉。苗子很稠,必须要剔除它们;生产队时人们可以用锄头尖间隔着把它们除掉,这样的办法效率高,但粗糙;分了责任田之后人们便仔细起来,直接用手拽掉;这便给老年人找了活儿,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功夫,而且力所能及,但不能久蹲,就搬了小凳子来到了谷地里。有时候邻地恰好也种了谷子,两个老年人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剔谷子,不急不躁,剔出的质量就是好,分朗均匀适中。剔苗不是苗子出来之后就能进行的,等苗子手把长了、扎了根活稳了才能进行。剔苗和定苗其实是同时在进行的,属于同一个过程,既要看株距,更要选择那些墩实粗壮的,灵活掌握,有时候一次还不行,需要几次,很多上次留下来的到了下次一看确实不合适,只好拔掉,其实那颗苗子很好的,主人也不舍得,咬着牙拔掉的;如此以来播耩的那么多的种子、那么多的谷苗都被淘汰掉了,只留下很少的部分。留下来的谷苗,该是多么的幸运。

  结了谷穗子烦恼随之而来,那些鸟儿的嘴巴似乎就是专为啄谷穗而准备的,能把一个谷穗子上的谷粒啄得一个不留;谷地成为了鸟儿们盛大的、免费的、肆意享用的美餐。有一年村里的一户人家种了谷子,期间不以为然,很少理会,他看人家割了谷子,他也便事先磨了镰刀,收拾好了车子直接到了谷地,那家和他是同一天播耩的,到了谷地傻了眼,他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谷穗摸了个遍,大多都是空空的。这便给木头人、稻草人提供一个存在必要的最恰当的理由了,它们并不傀儡,它们带着草帽,舞动着花花绿绿的布条子,日夜坚守岗位,那些鸟儿才算稍微收敛了一些。

  谷穗要一个一个地用刀子割下来,碾谷子不在场里,在村里的石碾上,扬谷子木锨无用武之地,簸箕派不上用场。我们这里除掉谷糠用的是一种木制的特殊工具,其它没有任何用处,类似于风箱的装置,内部有扇叶,长度距离非常恰当合理,不管你摇得快慢,谷粒是跑不出去的。谷糠被纷纷扬扬地吹出来,落地无声。

  总之,处理谷子自始至终靠的都是一种轻巧、细腻、耐性、适宜,强大没用,急躁适得其反。

  不知道为什么,每想到谷子,我就想到了村里的一对父女。

  村里的四哥也算是一个苦命的人,自小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哮喘无法劳动,家境非常窘迫。兄弟二人,长兄如父,他为了兄弟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却耽搁了,后来也有过几次婚史,都很短暂,都没他留下只男片女。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侍奉了母亲大半辈子,母亲发展为肺心病后去世,只撇下他一个人,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棍儿。

  那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对夫妇养蜂人,养蜂人的行踪是跟着季节走的,哪里春天了他们就去哪里,来去自由,来去无踪;自他们从这里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便再没人想起他们,茫茫人海,杳无音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本来就是养蜂的,还是因为躲避计划生育而选择了养蜂,反正养蜂的职业给他们的生育带来了绝对的便利。他们属于严重超生,已经有了几个丫头片子了,大的十五六岁,即将成人,小的才刚刚蹒跚学步;但还要继续生下去,直至有了儿子为止。当时女人已经怀孕,他们曾经做了B超检查,是女孩子就做掉,他们欢喜如狂,医生告诉他们是个男娃子。然而,当妻子分娩之后,男人又如往常那样萎靡地蹲在门口,半天没有言语。后来他们决定,把女婴送人,四哥得到了消息,他要领养女婴。

  我曾嘲笑鄙视以前人们的名字或者小名又俗又臭,什么狗的牛的虎的、石头的柱子的山的,当有了孩子之后豁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些名字有着原始的表达、深层的意蕴,婴儿确切来说根本还不算是完整的“人”,他只是具有了人性质的一种动物,只有经过三冬三夏才会真正成人。母亲的伟大根本不是她们孕育了生命,孕育生命是她们的一种生理属性,真正伟大的地方是在分娩之后的婴儿期,婴儿需要悉心的呵护,如何地呵护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来的。婴儿不会成人语言,他们的语言是啼哭、呵欠、喷嚏、手抓脚蹬、亢奋或者萎靡、嘴唇的湿润或者干燥……一个合格的母亲必须要读懂这些语言,甚至是婴儿的一个细小的动作、眼神、变化,她就知道他想要做什么,生命是一个人的硬件,十月怀胎是打造体内生命,三冬三夏是在打造一个体外的生命。

  女婴的父母一听到是一个光棍要抱养,他们曾是十分犹豫,那女人紧紧地抱着女婴不肯松手,两眼通红,显然哭过,男人紧缩眉头,似要拧下水来,样子难看得吓人。

  四哥抱着女婴匆匆走掉,他怕他们反悔。

  四哥把一门的心思全部用在了女婴的身上。奶粉是绕不过去的,虽然一包奶粉要花费掉当时两个劳动日的工资,但四哥一点儿也不吝惜,不过乡下人的观念总是腐朽陈旧的,扭转得从来很慢,并不完全认同奶粉,总认为奶粉缺点什么。四哥自己给女婴配置了食物,他选择了小米,熬小米稀饭,小米下了锅就不再搅动,任其自由翻滚,一直熬到粘稠的状态,最后小米都跑到锅的周围,米汁留在了中间,四哥用勺子把正中央的米汁舀出来,他说这样的米汁最有营养。起初,在奶粉里兑进很少量这样的米汁,慢慢地增多;米汁一次喝不完,额外的放在瓶子里,什么时间喂奶了再用开水烫热了。女婴喝了掺有米汁的奶粉,比她同龄的婴儿壮实,生病的次数也少,四哥跟着也吃小米饭,脸色也滋润了许多。女孩子再大了些,四哥每天都要烧红薯,把红薯烧得非常柔软,手指捏着哪里哪里就瘪了下去,四哥就把这样的红薯心喂女婴。在一个从没有过带孩子的光棍儿的精心喂养下,女婴一天天健健康康地成长着,蹒跚学步,牙牙学语,脱掉开裆裤子,几年过后,女婴终于成为了一个顽皮可爱的疯丫头;二十年过后,疯丫头成了漂亮的姑娘,现在,她嫁了人,也做了母亲。

  四哥抱养女婴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村里人们都说有点晚了,四哥自己也一再地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把女婴抚养成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女婴成人的那一天,死的时候能不能喝上女婴给他端一碗水。在2014年,四哥得了食道癌,俗称“噎食”,这种病像熬油灯,什么时间把人身上的油熬干了什么时间才算休止;这种病非常痛苦,病程长,结局是病人被活活饿死、受尽折磨而死,同时也把一个家庭的经济推向崩溃。四哥是一个明白人,他异常坚决,坚决不看,等死;很多人劝解他,他的兄弟苦苦地哀求他,他说他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拖累人。后来,他的女儿给他跪了下来,哭得琉璃喇叭儿一样:爸爸,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你死了让俺怎么活?

  四哥泪流满面地妥协了,做了手术,他的积蓄远远不够,剩下的缺额全部由他的女儿承担了下来。术后的恢复至关重要,需要饮食、化疗、休息多方面进行调理,女儿就搬回来住,伺候四哥就像伺候婴儿一般。不幸之中的万幸,手术非常成功,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现转移的迹象。每次回到村里,我总要拐到四哥家里坐一会儿,他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根本不像曾在死神面前走过一遭的病人。

  四哥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地夸他的闺女,我却又莫名地想到了谷子。

  谷子耐旱,耐贫瘠,看似柔弱,但生命力极强,一旦发了芽,就以最快的速度扎根,活得稳当;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娶新媳妇的时候早就准备了两捆子的谷杆,门口两侧各一,鞭炮挂在谷杆上,当新媳妇下了车,就有人点燃了谷杆,寓意诸多美好的愿望。

  谷子可能是深深懂得它得以生存下来艰难、诸多的波折,在所有的庄稼当中,谷子是最懂回报的,回报雨露,回报大地,回报侍弄它们的农人,回报生命。入了秋,谷穗就在不断地挑战自我、挑战极限,饱满的谷粒更加饱满,爆裂一样,把已经低了的头低得更低,无法再低了——在比例上,还有谁像谷子这样承担了比本身大了很多倍数的重量?微风吹来,它们就像十月怀胎即将临产的孕妇,蠢笨地摇摇晃晃,从田地的这一头摇晃到另一头,摇晃得一片金光灿烂,让人的眼珠子都想蹦跶出来;真的担心谷颈太纤细,它们会“咯嘣”一声折断。





高 粱


   高粱对于我们这里的乡村,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作物。人们看重的是高粱秆子,而非高粱米。

  那时候都是屋脊瓦房,瓦房需要“里子”,里子是在椽子上面固定的,麦秸草泥摊在里子上之后才能“苫瓦”;高粱秆子充当的就是“里子”角色,它们一根一根地连在一起,紧紧地排列着。那时候的床中间都是横着几根叫做“撑子”的木棍,这样的床是没法直接睡上去的。这就用的上高粱秆了,高粱杆子被人们制作成了“高粱箔”,把高粱箔摊开在撑子上,然后再铺上缟席才真正成为可以用来睡觉的“床”。把高粱秆子破开,做成篾子,用高粱篾子做高粱席,在我的意识里,高粱席是效果最好的凉席了,躺上去便是浑身光滑清凉。村夫们关注的是高粱秆子,他们把高粱秆子分类拣出来,一样粗细长短的捆在一起,捆了好多的捆子,放在草屋里、牛棚里,有的甚至搭放在堂屋上面的横梁上。

  高粱最上面最细的一节叫做“高粱梃子”,高粱梃子的表现身手太多了,用它做高粱簰子,盖面缸、水缸,高粱花箅子,笼盖,用来熘馒头。农妇们在闲的时候做了很多簰子,以备后用,大大小小的它们被挂在堂屋的墙上,这也是那时作为一个合格村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她们的一种炫耀,很多村妇们有时回娘家走亲戚时啥也没带,只带了几个高粱簰子,几个高粱刷子。这些簰子刷子让懒惰的村妇们眼馋嫉妒;不过,这种眼馋嫉妒很多时候还是化作了感激,当她们的簰子或者箅子在突然之间坏掉了,但做饭是必须的,她们就会去借,她们如愿以偿,脸面没有丢。村妇们特别关注高粱梃子,不用吩咐便按长短粗细的不同分开捆了几捆子,放在某一个不碍事的角落里。自家没种高粱的,早就留意谁家种了,然后提前叮嘱了,一定要给她留着。有时叮嘱是无效的,必须要行动,积极的村妇们来到了现场,她们帮着主家收割高粱,义务的,这样得来的高粱梃子理直气壮,谁也无法阻拦。主家一点儿也不担心得罪人,叮嘱过的村妇埋怨的话也只有埋怨她自己。

  高粱穗子被撸掉籽之后就变成了“高粱毛子”,高粱毛子用来做扫帚,扫案板的干刷子,刷锅用的水刷子。用不完一点儿也不废弃,有小商小贩们自会上门前来,小商小贩们比谁都精鬼,把什么都抠到骨缝里去了,但也嘴甜,软缠烂磨,什么大叔大奶、老表长老表短的,拉关系攀亲戚,其实主人内心也很理解,小商小贩们容易吗,起早打黄昏,跑得马不停蹄、血不养心的,嘴上还在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依了小商小贩。别小看了那时的块儿八毛,能办很大的事情呢,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费才八毛钱,后来涨到一块二,人们都说学费太贵了,没法上了。

  很可能会在某一个中午,看到一个村妇匆匆忙忙地直奔高粱地而来,她一定是在将要蒸馒头时才想起来没了高粱叶子;高粱叶子柔韧,叶面光滑,蒸馒头用来做衬垫最好。大多数人还是未雨绸缪的,她们会在干活儿的时候凑空,或者是在路过时顺带着就刷了一些高粱叶子,带回家晒干、一匝一匝地扎着,敝帚自珍一样放起来,什么时间蒸馒头了就事先泡上。

  这样一来,住的、睡的、扫的、刷的、衬的,哪一样也离不开高粱;高粱主宰了一个家庭的起居生活,中国人信奉“紫气东来”,传统的农家里原本都是氤氲在紫气当中。

  高粱在杂粮当中的地位是最卑贱的,没人拿正眼瞧过它,生产队的时候属于它的领地最小,承包单干之后近乎绝迹,哪家种了高粱,哪家可能就要有事情了,要么是盖房子、要么是娶媳妇。家禽原先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有了高粱,农人们便少有的大方起来,喂它们的时候总是捧得尖高尖高的,直往下流。家禽也是哄不得的,吃了一阵子的高粱,鸡鸭的脸色红润起来,下蛋也格外多了,猪走路明显有些发喘了。

  高粱面无人问津,高粱酒却备受青睐,那时候村夫们常常“打平伙”,也就是谁也不白吃,有的兑菜,有的兑酒。酒就是高粱酒,他们兴奋地喝五吆六,拳来枚去的,往往喝到三更半夜。那时候人们真能喝,到了最后他们的旁边总是撂了一堆的瓶子。他们的脸色变得和高粱一样红,比昏暗的煤油灯都闪亮。就在前几天,一个嗜酒的朋友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大塑料壶的高粱酒,喝了之后他说,他终于弄清了为什么以前人为什么酒量比现在的大,都是海量,原来以前的酒都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

  高粱地里很少去的,人迹罕至,高粱成了草木,任其自由生长,每看到高粱的影子似乎总是那样的孤独寂寥,踟蹰忧郁。但高粱却并不在意人的轻视或者无所谓,关注它是那个样子,不关注它还是那个样子。高粱不温不火、有条不紊地拔着节儿,没想到到了最后把所有的庄稼都比了下去。高粱地里似乎总是那样深不可测,如果在夜间行走,不管是月朗星稀,还是伸手不见五指,足够有勇气的人路过的时候也不免产生一股怯意。高粱习惯了沉默,专注地吸吮阳光,体内装满了阳光。阳光化作了色彩斑斓的语言或者类似于万有引力一样的事理,但还是一言不发,任它们在体内如岩浆般地翻滚,憋得满脸红紫。主家终于来了,来的时候漫不经心,当他看到如拉满弓一样的高粱,目光瞬间也变得炽烫血红。

  然而,当人们住了平房楼房,睡了席梦思,高粱最后的一点价值也便被淘汰掉了;这么多年来,我四处游走漂泊,去过很多地方,可能我本身是一个农夫的缘故,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注意当地的庄稼,很多庄稼都还能看到,虽然它们中间有的相当少,很难看到,但高粱在视野里一直没有出现过。

  突然之间感觉到,莫言真是做了一件天大的事,这里所说天大的事,不是指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出了一口憋了百年之久的怨气恶气,而是他拯救了高粱,因为他个人的荣耀也给他的家乡带了荣耀——消息说他的家乡要把高粱做成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这样的产业因一人而起,但绝非一人之力。我不知道种子还是不是当初《红高粱》中的高粱种子,但愿是吧,这样能够为中国的乡野保留下来最后的一颗高粱种子,也保留着属于本土最后的基因、最后自然进化的基因。

  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想在将来的某一个秋天到山东的高密去看看,看看那些高粱是如何地与众不同,究竟怎样燃烧了田野、燃烧了天空、燃烧了一个季节、燃烧了一个民族的文字,燃烧了曾是一个羸弱贫血的孩子的梦想、一个由浅薄到深刻的魂灵。


  

作者简介:汪天钊,70后,高中文化,农民工,河南唐河县人,现居洛阳。作品先后散见于《躬耕》《牡丹》《西部作家》《辽河》《燕赵文学》等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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