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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版)911事件:一名桃花石左派的回想

哈札尔学会2018-08-09 14:49:41

十六年前的9月11日,我还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当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袭击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周围大多数关心时事的人的情绪是何等的兴奋——从老师,家长到同学。我上二年级的表弟专门画了一幅燃烧中的世贸中心大楼的儿童画。人们把拉登视为一个反抗美帝国主义的英雄。时值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不久,因此大多数我认识的所有中国人都把911看做美国人恶有恶报的结果。这种对拉登和基地组织“英雄主义”的记忆直到多年后还保留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一直到刘慈欣写作《三体·黑暗森林》(这一系列如今被许多人看做中国民族主义的隐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里面描写了刘慈欣设想的美国面壁者泰勒为了寻求牺牲精神而与拉登会面的情景,其中塑造的拉登是经典的迟暮英雄的形象,在曾经的敌手面前坚定而睿智(刘慈欣写作这一场景时,拉登还未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热切地认同拉登,但即使是不认可他的手段,即使是同情死去的美国平民的人,往往也会觉得这算是“有因有果”。因此,当我得知当时居然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以“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修辞来纪念911时,不禁感到同样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怎样割裂的精神世界之中。

 

同样在911事件之前不久,汪晖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94年最初发表于韩国,9798年重新在国内刊发),宣告了知识界以反思市场经济改革和批判欧美霸权为代表的“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野。因此,与911相关的是,不但存在于民众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反美、“爱国”和亲“第三世界”的,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左派”也意味着一种相近的诉求,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左翼”想象,一种反帝叙事的民族主义。再往后,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无论是亨廷顿本人还是那些阅读亨廷顿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者,都认为未来的“文明冲突”是“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对抗西方,而不是相反。


《中国不高兴》所反映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今天,《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小东已经成为积极反绿主义者。

 

今天,这段记忆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在中国舆论界,似乎已经不再有人对拉登或其他来自第三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保持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对国际上穆*斯林国家和民族的鄙夷、嘲笑和恐惧,一种蔓延至对国内少数民族宗教的恶意。2001年至2008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所谓“亲和”当然需要和值得反思与清理,但是,当抛弃了一种对“伊*斯兰反抗者”的完美想象之后,难道就不加批判和无原则地接受了另一种来自文明世界(di guo zhu yi)的完美想象?难道现在谈起911时都把它作为恐怖主义对“全世界”的宣战书而加以纪念,却忘记了当初这一“恐怖主义行径”发生时中国人曾经感到怎样的狂喜和解气?这种对于伊*斯兰相关的一切的仇视,还促成了这样的颠倒: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网民的主流已经从同情巴勒斯坦转向了同情以色列。

 

更关键的是,从20012017,变化了的不仅仅是中国舆论对“伊*斯兰”的态度,而是中国舆论对“第三世界”和“民族解放”的整体性态度。(当然,我并不认为拉登是这两个概念的正确代表)在《那年那兔》的新民族主义叙事中,在欧洲难民危机的讨论中,在“懒惰的当地工人”的投资故事中,在对曼德拉和南非白人政权的历史评价中,在川普上台的狂欢中……从东南亚到拉美,从美国黑人到非洲土著黑人,都遭到了一致性的歧视,这是一种远远超过了“反绿”范围的种族主义思潮。考虑到未完成的去殖民化,而不是宗教甚至民族问题,才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我们可以说,以上的所有症候,恰恰说明:“反绿”舆论只是中国舆论整体向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方向靠拢的一个症候,而不是某种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那样的“小问题”。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流从01年时反帝的、自我界定为“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转型为了今天的种族主义的、自我界定为“世界体系中心”而不是边缘,自视为主宰者而不是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同时也越来越与“左”的政治标签断裂了。

相对于六七十年代的“革命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中国”,08奥运所呈现的是一种“盛世中国”的自我想象


这种民族主义中自我位置的改变之完成,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分水岭,即2008年。在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网民自发的“护圣火”运动,很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后一场进步性多于反动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方面是中国人再一次深深理解了西方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的对中国的东方主义想象,一边开始自觉地编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东方主义想象;一方面是对于前半殖民地中国确实残存的后殖民文化氛围的揭露,一方面是对于“新兴大国”中国大一统文化的自豪;在这个过程中,被人们效忠的用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后发民族国家,悄然在仪式和话语实践中化为帝国;对于“解放农奴”的被压迫者翻身的认同被偷渡为“解放军”赫赫武功的纪念。甚至,由于欧洲各国的“左翼”政党对于西藏问题表现出了更多的同情和关注,中国民族主义者仇视的对象也开始由西方保守派向自由派倾斜,从而似乎为今天对“白左”的人人喊打埋下了伏笔。在汶川地震的伤痛中,迎头回击确实存在的西方的偏见、歧视和野心的中国的进步民族主义,终于迎来了它华丽的葬礼,北京奥运会彰显“盛世中国”气象的宏大开幕式。


中国民族主义的堕落(或者像某些精明的保守主义者所说那样,是面对野蛮威胁的“觉醒”)不是某种中国人“德性”的反应;也不完全是像有些人表述的那样,是类似七五、昆明这样的事件让国人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有了切肤之痛(这样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伊斯#兰恐惧症,但不会导致一种整体性的种族主义);答案必须要从桃花石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寻找:桃花石特色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由tank开道的“不争论”所奠定的,从一开始就具有最残酷的野蛮性。二十年后,它没有像部分老左派所警告的那样,把桃花石带回半殖民地的境地,而是使桃花石越来越成为成为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日常生活中弱肉强食的伦理世界、官方“大国崛起”和“盛世中国”的宣传、在经济扩张中以外来投资者(zi ben jia)身份重新讲述的“第三世界”经验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解(这正是美国在冷战中有意宣扬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在中国本身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现实面前,任何含有反帝叙事的民族主义都不得不退场。甚至“帝国主义”一词都成了一种褒义:相较于星辰大海的含糊表达,这样的语句更加赤裸裸也更加黑色幽默:报告主席!我们没有消灭帝国主义列强,我们自己变成帝国主义了!


然而,我们在批判当今中国对911一片“反绿”想象的帝国主义本质时,也要反思当初“左派”对拉登这样人物的赞颂和希冀。面对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无疑有着货真价实的反动性,“反帝”光环并不能为他们使他们豁免左翼视角的批评(ISIS之流干脆是西方现代性恶果与中东政治乱局结合的产物,连反帝也谈不上了)“你缺乏他者的常识,却留下造反的谶语。”哪怕是持进步观点的中国人,对这些第三世界“他者”究竟有多少认真的了解?例如,中国的左派们眼中几乎只有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人”与美帝苏修及其傀儡的对立,却遗忘了阿富汗曾经有过影响力巨大的毛派组织。这也难怪我们桃花石左翼中的有些人,会在对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伊*斯兰主义”或曰“政治伊*斯兰”武装团体会在因反帝而完全肯定和因“教权封建”(实际上“教权”未必等于封建)而完全否定之间来回摇摆了。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该指出桃花石民族主义性质因桃花石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发生的根本变化,也该反思之前即使是根本性质为进步的民族主义。该承认在彼时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地形图中,就已经开始存在着错误的描绘,存在着变形和断裂。当中国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命时,这一“最大”的表述是否有某种特殊的意味?当我们把“反帝”、“反霸”转化为“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抵抗第一世界”,甚至,作为一种策略,转化为针对某个在短期内表现出最强侵略性的超级大国时,我们会不会对那些正在抵抗其他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的力量缺少同情?我们会不会对所有和那个大国正在冲突的势力有着太多的期待?甚至,比这种过度的情感投射更糟的,会产生“敌人的敌人就是敌人”或“远交近攻”的不论东西方的古老“实用主义”政治“智慧”的认同?


更进一步论,为了深入挖掘我们曾经犯下或几乎犯下的这种对被称作“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民族主义或“宗教复兴”寄予过高评价和过多期望的错误的根源,我们还要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反思,台湾传统左翼学者赵刚在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一文中曾问到:大陆曾经那么受人瞩目的第三世界观,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快速退潮,除了和「改革开放」有关,以及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姿态外,又是否和它当初的基本体质有关呢?它是否曾更专注于反美、反苏,而不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它是否更是建立于一种隐藏的大国意识而非弱小者之间的平等意识呢?--这些,很有可能也是陈映真的困惑”当这个术语以民族国家而不是阶级和社会制度来划分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当它作为“世界的农村”在未经改造的基础上被偷换为“世界进步的农村”,就自然会释放出蒙昧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结果)。未来的斗争应该付诸于团结后发达地区的直接生产者,而不是付诸于特定的民族国家或文化身份。

  

在911的时刻,另一种来自左翼的声音可能会说,在地球越来越分裂为工业化/非工业化、中心/边缘的情况下,在发达地区/食利国的工人成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受惠者和现实受惠者的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来自边缘的反抗,即使这种反抗带有野蛮和蒙昧性。然而,我们真的只能期望这种反抗吗?正如杰出的印度马克思主义者阿吉兹·艾哈默德(Aijaz Ahmad)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从整体上分裂为工业化和非工业化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在若干顶尖国家之外,全球重构不是使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更为匀质和相似,而是是各个国家之间产生更大的差异。马列主义者的确曾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寄希望于“先进的亚洲”,但并没有放弃“先进”这个定语。类似罗贾瓦这样的实体表明,一种左翼世俗主义的群众动员的反抗是可以实现。我们不是要把罗贾瓦或其他组织再度理想化,而是想通过这样的组织证明,社会主义方案在原教旨主义和帝国主义夹击下的失败,并不是决定性的,“历史的终结”(就像被911狠狠打脸的福山一样)并未到来。


最后,在十六年过去之后,我们还是要对911事件的遇难者表示深深地哀悼和遗憾。在前文回想一种第三世界反帝的民族主义,回想笔者本人也曾经参与其中的狂欢,并不是为了合理化他们所受到的杀戮。资本主义从结构上无法服务于绝大多数被它所卷入其中的人口,它在塑造世贸中心的繁荣的同时,就必然会在另一些地区制造蒙昧与战乱,因而也必然会促成后者对前者的“内爆”。只要这个体系还存在,这种矛盾就既不能通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反恐战争所镇压,更不能通过“今夜都是美国人”/“我们与巴黎同在”/“我们拒绝仇恨”之类的人道主义仪式所弥平。只有进行新的再分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消费结构,才能有可能摆脱这种残酷性。

 

                                                      2017年9月12日于也的里城

9月1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