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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论 “闺秀”的成长与格局 ——穆紫荆创作综述

沁茶小叙2018-03-12 19:06:49




作者简介


宋晓英,济南大学教授,博士,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创立“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库”;获国家留学基金等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美国陶森大学访学。专著《精神追寻与生存突围:论欧美华人纪实作品中的女性自我书写》、《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海外华人写作透析与欧美中国文学研究回望》。论文《英国“愤怒的青年”和中国世纪末城市写实主义小说之异同》、《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分析》、《阎真小说对精神建构的拆解与对生命价值的还原》、《孤独是生命真实的状态:施玮访谈录》、《海外文坛多面手——陈瑞琳印象》、《吕红:生命之本、蝴蝶裂变、文学之质》、《我们需要文化的“对照记”:刘荒田散文解读》、《施雨:海外华人女作家创作初探》、《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做法?》等。


“闺秀”的成长与格局 ——穆紫荆创作综述 | 文 / 宋晓英 

“闺秀”的成长与格局

——穆紫荆创作综述

摘要:

   旅德华人作家穆紫荆的“文化观”——“拒绝比较”,“东张西望”,“欧洲绿生活”等是对汉语写作主题的一种拓展。其特殊的创作道路,从上海“名门”的“闺阁”走向世界,从笔耕不辍的业余“写者”到深具人文关怀的“作家”,从只关心个人生活的普通女性到借汉语传播中华文化,借翻译向中国读者打开世界“窗口”的传播者历程,让我们见证了“教养”对“一个人的成长”的重要,“读书”与“行走”的力量,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人最终的格局、视野与胸怀不在于她起点有多高,而在于她是否用挚心拥抱了生活,用励行肩负了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思想走了多远,一个人无私的付出有多少,与其是否能走上越来越宽的“现实主义道路”,是紧密相关的。

一、缘起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与教养,行走的远近与后天的努力,到底哪一项对其成长影响更大?先天因素与家庭濡染肯定是重要的,记性、悟性、灵敏度会遗传;勤力、视野、作风会养成。在这样一个家家《小离别》送儿出国的时代,我们是训练好孩子之后再送他出征呢?还是让他自己去迎风雨,被雕刻?论者一直在寻求答案。

“发愤图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主题。众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出身贫寒,卧薪尝胆,终至成功。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走过的道路:自己学“邻家的孩子”,向子女“痛说革命家史”,教导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代文学”课上有几位教师分析过路遥之“高加林”、方方之“七哥”所走的,是一条狭窄的功利主义小路?“翻身”与“逆袭”,将“成长”描画为一条单线,无论是偶尔折返之“道路曲折”,还是漫长的“螺旋式上升”,这条“正能量”的“单线”一直被当代文学作品所重复。它将一直延续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吗?论者在寻找第二个答案。

论者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轨迹与周围大部分人的生命合拍:大家由乡入城,由俭入奢,年近半百擢升为本行精英,酒桌上感慨万千,向下一代演讲“这含血的人生的搏斗,也让我尝到了几分畅快”。但孩子们的眼里是疑惑或厌倦。近期的“王宝强离婚案”、“张靓颖母亲公开信”更让我们看到了“奋斗”“成功”后仍可存在的问题。“奋斗与成长”当然会是文学永远的主题,但前者如何定性,后者如何衡量?一条从底层到巅峰的人生之路,司汤达、萨克雷、巴尔扎克以经典人物所演绎反思过的“快捷方式”,在何种情况下会成为“歧途”?论者找不到好的答案,因没有两相对比的样板,直至遇到了穆紫荆。[1]

   读完她几乎所有的作品,论者的两个问题一并解决。首先,无论送不送孩子出国,家族的榜样、教养的力量都非常重要,是人生画板的底色。穆紫荆的人生起点并不像有些华人那样高,她没有世界名校的博士学位,没有在曼哈顿、华尔街发大财,甚至没有多么曲折的经历,多彩或狗血到让读者惊诧。但探索她如何从单纯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上升到现代人的自觉,再到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视野与自为,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长与出身、教养、小时候读的书紧密相关。为了适应西方文化,她曾不得不忘记汉语,忘记英语,忘记自己是著名学者与英语教授的孙女,燕京、同济高材生的女儿,忘记自己是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翻译,也有可能成为王安忆甚至王佐良。她潜居德国一隅,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亚裔主妇。然而,汉语世界里,新浪博客与华商网页上,“翻译整理:穆紫荆”几个字让读者欲罢不能。用其做关键词搜索德国新闻,就像刮彩票一样盼望着下一刻的惊喜。我们看到她诗歌、散文、微型小说、新闻报导屡屡获奖,看到“教养”的力量一直都在,看到“本色生活”的意义,“邻家小妹”的“不忘初心,才得始终”,看到一个“笔下生花”的写手怎样在平淡生活中种上了“鸟鸣和云彩”,看到“原色”文字里“润物细无声”的力量。这力量有时竟如此惊心动魄,传达出我们熟悉的“国家自然地理杂志”,或澳大利亚LIC公司之“Saga”(传奇)之动人的色彩。




二、“为什么流浪远方,流浪?”


阅读穆紫荆的过程是如此地令人回味悠长:人格上她是个“后知后觉者”,文学上她是个“后发制人”者,文化上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镜头中我们先看到老外婆、女佣,还有喵咪,一起欢迎这个小小的“千金”,父母的老生女,哥哥姐姐们的宠儿。读者看到她再次踏进外婆的家门,已经成了一位“闺秀”,眼纹里“过眼滔滔云共雾”,是一位头上顶着光环的华侨女作家。穆紫荆给她的女主人公分派了这么多的角色,她叫“燕卿”时含蓄隐忍,是个乖顺的小媳妇;叫“阿贤”时深情款款,是心心念念的小母亲;叫“美岚”时春风满面,爽利干脆,顾客千万次踏进她的店,心怀委屈地进去,畅声大笑地出来。

穆紫荆的成长历程就是这样:一个扎手扎脚,德国厨房里什么都叫不上名儿的中国新媳妇,变为野餐会上承包上百人餐饮的能干“管家”;一个马桶盖不知道盖好的外国留学生,已是接待上千人国际会议的“秘书长”;一个直抒胸臆的业余写者到谋篇布局的专业作家;一个异国婚姻中感受文化阵痛的人到自觉以未来眼光看移民问题生态发展人类终极归属的文化问题专家。透过她的文字,读者看到其三生三世、穿云越障,终于静可以默写,与友人《沁茶小叙》,充分享有精神的悠游,动则万里车程,骏马奔驰,《单骑送铁证万众倡和平》,在火热的团队里成为《一幅更美的风景》,看到一个用文字扩展自我生命,建构斑斓的世界,同时飨读者以文化盛筵,以至在中外交流史上留名的一个人。

穆紫荆是一位“千金”,出生于上海的“名门”,“一切的吃穿用度都好像会从天上掉下来那样不必操心半点”。[2]60但在这“名门”里,守规矩,有“大家”范儿,和与世无争、自得其乐是相伴而生的。特别是养成了她喜读书,富梦想,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好人格,心里一丝阴影儿都不要存。但25岁这一年,她一个人去德国留学,因为家里几乎每个人都不止“读万卷书”,且“行万里路”。带着30美金,乘慢车转道俄罗斯,去德国。这位第一次“出远门儿”的中国姑娘每天去餐车一次,点一个汤,把黑面包吃个够,一周只用掉6美金。好不容易到了德国,被系里安排到最好的宿舍,与有良好教养的学生同楼,好像很幸运。但“空的感觉,生生地让你明白故乡的遥远以及前程的渺茫。”[2]158

这“空的渺茫”源于何处?一、语言障碍。母语说了别人不通,英语忘掉才能学好德语。面对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起初真地是瞎子聋子!二、文化隔膜。一个人的时候孤独无依;假如外婆有知,父母有知,他们会不会心疼呢?

       然而他们都是吃过苦、见过世面的人。“我”的基因里不只有“千金”的成分,还有“清寒知识分子”的元素。“我”撑过了语言关,成了学霸,当了助教,“我”结婚了,为人父母。这个象牙塔里的单纯女孩不得不在异乡频繁转换角色:“出国前的美岚,以及到海外以后的美岚,直至在孩子们出生前的   美岚,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在杂货店里面的美岚啊。”[3]159以前的自己,那个叫“李晶”的女孩,22岁复旦毕业,负责“作协”的对外联络,担任王安忆、叶辛的翻译,“我”的事业的起点很高啊!为什么读完了大学,德国人眼里,“我”成了“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从头学”一个“笨人”!家族里几代风流,祖辈不是上文学史的人,就是中国名校的教授;父辈不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功臣,就是文化领域里的精英;子侄辈不是中国著名的画家和设计师,就是电视媒体的“网红”或核能科技的专家。回了几次国,一坐到娘家的饭桌上,“原色”或“本我”借口就失了效。要想还回上海,好像我非得搞出点什么名堂来!

但随着成长,人总要先把脚落到地上;随着成熟,人总要顾全大局,与人并行。为了孩子与家庭,先做个“好女人”吧。“我”“不一定需要男人”,但“需要一个一起做家务的人”,这是阿贤向丈夫阿潘妥协的重要原因。“只要阿潘认为是值得的,其他人的意见便都是不值得的了”。[3]49但阿潘主张“省水比省电更重要”,是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他教他们整洁自立,再辛苦也带全家去野营,让我们学会在没有电视,没有电炉,没有电灯的情况如何照料自己。“我”选择“从善如流”,因为责任感有时是与教导别人的态度一起出现的。这个“阿潘”的训练下,“我”很快学会了“二话不说,便先把厨房按照德国正规的食品卫生要求做了一番大清理。把各类清洁剂垃圾袋以及清洁工具全部移到食品操作间的外面。把牛奶罐头饮料全部按照日期的先后次序归类排列。把调料归于调料一箱,早餐类归于早餐类一箱,把新鲜的大蒜和香草挂起来通风,把水壶咖啡壶也都一律把手朝右的列队整齐”。[4]中国人到哪里不是一把快手,不是一个能手?中国女人不让须眉,全世界都知道!

但这些好像远远不够。孩子们所认识的妈妈,不应只是烧饭,拖地,洗烫衣服的妈妈。去找一份工作吧。上岗后的“我”,如此踏实,如此敬业,休假回来听到几乎所有人对自己的欢呼与亲热的“乱叫”。片区管长说“我要克隆你!”[5]西方人从来不吝惜表扬,但,一个受教育多年的人,肯定不只是手快眼快脚快,肯定会动脑筋想办法把蛮力变成巧劲儿,改革方法事半功倍。因此,“我”被从这个店派到那个店,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那里搬。但2012年,穆紫荆工作多年的欧洲第一大日用品连锁店——德国史莱克公司商业集团倒闭了,全军覆没。

“我”成了一条“流浪狗”,天天跑中介公司。这不是我个人的命运,这是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你享受现代化的设施,就必须尊重其商业规律,就必须随时接受优胜劣汰,准备转换身份,从事多种职业,“我”成了一个“路上的人”。新工作来了!天不亮起床,做好全家的饭,准备他们带走的便当;等“上了一天的班,晚上九点回到家中已是全身僵硬”。但“离家期”、“青春期”孩子的学业、成长,还有情感哪能等闲视之?德国的女孩经常与男友讨论贞洁该留到何时吗?!第二天昏头胀脑。

奔波的人,疲累只能在路上化解。办法一,“自醒”。坐在火车里乏得要死,神经紧张,光怕一不留神睡过了站。想个谜语猜一猜,编个故事续一续,手机上跟文友小说接个龙,同题写一首诗。谜语还没猜对头,诗还没写完,就到站了。办法二,“自笑”。到一个地方去面试,一个城市去开会,没方向感,回不了家。迷途陌路一直到黑都惊魂不止,好多年做梦都是。噩梦追着自己,“我”拿它自嘲。导航仪一响乱开一气,竟准地儿准点儿甚至比他人都提前到,本人是一个灵泛人儿!住到宾馆,靠近铁路,一晚上总是听见火车来了,“便一路跟了火车而去睡得个天南地北”。[6]想多少年自己一听到汽笛儿就不敢落枕,又猜谜又写诗又用冷水浇脑袋,这回行了,火车笛儿成了催眠曲儿!


2012年-2015年间在法兰克福施华洛世奇任职


三、“埋我钟情岂非我所愿?”

这样就足够了吗?一个乖顺的主妇,一个曾经干练的下岗女工?一个小区积极分子?忙进忙出,应付一个个“闲忙杂务”。被人需要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感觉“被生活压迫得越来越渺小”?[3]161“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暗自饮泣,不知这样的日子是否还会被改变。然而未待天亮她便收藏起泪水,因为她还是希望这样的日子有朝一日会被改变。”

带大了两个孩子,四十多岁的穆紫荆得以用周末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中文教师。“每一个年尾”,“都庆幸总算平安度过”,并“期望下一年不要比上一年差才好”,人生就是要“活得谨小慎微”[2]61,人生就是这么平凡琐碎,人总要接受自己的平庸。我是平庸的吗?我应该平庸吗?年岁渐长,羁旅乡思也越来越重:“我”当初为什么放弃在上海那么好的工作到这里来呢?人说“海外路,是一条不归路,走着觉得新鲜,走不动了就觉得无奈”,[2]175说的太对,因为牺牲太大了! 外公、外婆、父母亲送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我“谨小慎微地活”,“平安地度过”,“下一年不要比上一年更差”吗?夜里,“我”总有一种不安,总有一种不甘:“我”渴盼自己多么成功,“我”还是随性自然的那个“我”,但想到上学的时候“我”的文学梦,它曾经离我那么近!现在,它远了吗?每一个知道“我”叫“李晶”而不是叫Jenny的人,都问我你不是在鲁尔大学东亚系跟着汉学家马汉茂当助手吗?还以为你在那个大学任教呢?大学,我如此熟悉的环境,生在大学,住在大学,工作在“作协”,离不开“文化圈儿”,嫁了德国人,生了“德国孩儿”,第三种语言滚瓜烂熟,也要入乡随俗,回归家庭,厨房的“方寸之间”就成了我终生的地盘儿了吗?

如果外公还活着,他肯定不这么认为;爸爸妈妈知道我到了德国不是做家庭妇女就是当售货员,顶多在业余时间教教汉语,他们肯定不放我出来。因为家族树的枝丫上,既有前清举人,也有中国武装直升机的总设计师;既有美国美孚洋行的高级业务主管,也有铮铮铁骨的革命烈士。以外公郭绍虞[7]论,他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如果我回到了复旦,人家问,我在祖辈擅长的哪一个行当里深造精修呢?是中国古典文学,文学批评史,还是外公更擅长的音韵学、训诂学?要不就是,像我的爷爷一样是外语教授?我怎么回答他们呢?外公27岁,就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体育史》(1920),外婆张方行是个知识女性,处于旧时代,也敢主动承担学校的体育课,彼时她不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吗?

父母没让我放弃“先驱”标准与“奋斗”精神吧?文革中他们珍藏了中国古典名著、英文小说让我们读,带我们兄妹5人听歌剧,练素描,钢琴、吉他、二胡、月琴,每人都得学,还不是为了让我们承蒙文艺之光,理想之光?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还被《文汇报》选登,数学还考过级部第一。大学是“启蒙时代”,“我”不是还写过“在惟命是从的年代里,看到了属于一个人的尊严、奋斗、爱情以及永恒在人生里面的意义和份量”?[8]87被聘为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的教学助理后,他给了“我”世界眼光与人文立场。难道就因为我与一个汉学系高材生结了连理,搬到埃森,再搬到法兰克福,我就必须得按德国人的习惯在家当家庭主妇?虽然用“太多的心血来设计和建造”自己家的房子,教育孩子,操持家务同样重要,可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啊?父祖着力培养自己为“闺秀”,除了教自己有教养,要大气,有格局,虚怀若谷,主要还是期待自己“不坐享清福”,要“继续革命”啊!墙上父母的遗像,他们同意我放弃那么好的工作来德,肯定是期盼我“能孚大用”,对吗,亲爱的爸妈?

这个叫“李晶”的女人已经把人生参透:恬淡情怀、乐观的态度不能丢,理想情怀、激情澎湃也不能丢,事业心更不能丢,只待时日。她给自己取笔名“穆紫荆”,告诉自己即便已被生活磨砺得不再像一颗水晶石,也要披荆斩棘,或老练得像一根紫色荆条,在文化的沙漠里战胜干枯,保持生命活力,越来越苍劲,越来越柔韧而坚强。

穆紫荆一直在业余写字儿,小时候养成了记日记,学外语,读报剪报,写观察手机的习惯,一拿起笔来就心安,但2005年才开始投稿。没料到厚积薄发,一发不可收拾,像井喷一样。上海的《新民晚报》、《文学报》以外,她成了美国《星岛日报》的专栏作家。在德国,她作品登上了《欧华导报》、《华商报》、《欧洲新报》。隔三岔五一正文,三天两头一比赛,竟然获奖,评论界开始注意她。出了好几个集子,参加了世界华文微小说展,获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的奖励,担任中国庐山陶渊明诗社副社长。兼任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后,创建欧洲华文诗歌会论坛与微信平台,干劲很足,信心满满。


2014年穆紫荆在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介绍《欧洲绿生活》


四、“师夷长技”以自省

     

      这是一个精英的时代还是一个平民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大同的时代还是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应该两者皆有。英雄辈出,当代历史似乎任人改变,一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在中国大陆,一切人,包括论者,均害怕被别人称作平庸,害怕被自己的“平常心”埋没,文风也謷牙诘屈,如钱钟书说的“让每一个读者都在文句里面绊脚”。在中国大陆,大家还“普遍反智,害怕真诚的东西,甚至浪漫,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一开始就沦为屌丝或者犬儒”。[9]出身名门大家的穆紫荆从来不怕中国人说自己是“草根”,但她从来也不是“犬儒”,无论是英文原义的cynicism, 还是“雅典学派”定义的“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像中国公众平台上的“大V”等“狂人”或“达人”。穆紫荆是一个德国“草根”,但她决心当一个“写者”,那就首先要成为一个关注人生,给读者启蒙的知识分子。与《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我的财富在澳洲》等的华人作者不同的是,她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眼光,在我看来,是真正对当代读者具有教益的。

   首先,在文化融入与交流问题上,她不主张简单结论。她认为一切须冷静细致,一分为二。旅居海外30年,时过境迁,才知道文化交融、人类大同谈何容易。因为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语言是架在文化上的一座桥,“借着它我们可以在陌生的文化里走过看过,却轻易无法品尝到其骨子里的精髓。”[10]换言之,如果你与一群人做的梦都不一样,怎能做到文化“同心”?穆紫荆一度的结论是“东方和西方要彼此融合不过是梦”。但她用辩证客观地向读者解释:“一个‘外人’,当他/她进入不同的文化(阶层、性别均如此)中后,因为是一个异类,自然地受到来自那个不同群体文化的排斥。这种排斥应该不全是群体主观的,而是客观地通过他/她这个"异类" 自己的感官所感受到的。”[11]因此,我们不能把故乡与他乡、自由与归属简单对立。“得到了天空,就失去了大地”?“事实上,从宇宙和生命的角度来看,天空、大地、大海、岛屿和森林都是同属一体的。无论你立足在哪里,你都会有对另一部分的无可缺失的渴望。”把事情绝对化、静止化,而不是辩证化、发展论是会走进死胡同的。而且,一个人要想在对自己的族裔有偏见的文化里证明自己,光说话反驳肯定是最无力的,必须等待两种文化均更开放的时期的到来,经历史的验证。《清洁工的礼物》中,阿娟的丈夫是德国人,因为阿娟专注于读书,悉心教育子女,不重视擦灰,就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很不卫生。其后,“阿娟似乎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在和灰搏斗了,而是为了中国人和沉积在老公嘴里的偏见而搏斗了”。

其次,性别与阶层的观念也类同,同样不可简单视之。许多的中西婚姻,特别是中国女孩嫁给西人,即使没有以失败告终,也包含许多委屈。女留学生认为留在就学国,过埠新娘嫁到国外,不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吗?这个人人理解,和各国劳工、投资移民、技术大军漂洋过海理由一样,聪明勤劳的东方女子牺牲奉献了很多。但如果一开始就期盼“少劳多获”,尽享种族、阶层的优势,西方国家福利,家有“高富帅”,库里停宝马车,而不准备修房子,剪草地,甚至没有在厨房料理家务的真心,这些喜欢聊天,社交,随性率为的女孩子怎能与一个凡事认真过头到一丝不苟,事事监督负责到耳提面命的德国男子白头到老呢?“玫青”的丈夫就是如此。他不缺胳膊缺腿,但“缺少一颗能够原谅玫青过失的心”。玫青种花种死一棵,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数落,且越数落就越觉得不平,越觉得不平就越要数落。但他有他的理由吗?肯定有。这个家里所有的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孩子们的房间里也被要求井井有条,不像我们小时候进门后鞋子东倒西歪,要等女佣或是妈妈来收拾。“我”不爱操心,自得其乐,花园靠风送种子,年年月月花不同;请客会把饭菜做熟,每每也被吃光光。上天赐一位精于操心之夫婿,有什么可抱怨的?躁聒就躁聒一点,且听之任之。渐渐地,这成了她的宽容。减少了争执,但并不减弱她在家庭文化中平等的原则性,也不影响她作为清醒的东方裔知识分子现实主义立场:“相同文化的人,便一定能够获得场的和谐与共振”[12]45吗?

       这种理解,不乱怀疑、不乱指责,泰然处之,逐渐适应,是人类先天的“性本善”,也是由经历所带来的修养,是一个拥抱世界文明的人所必须拥有的态度。

比较而言,中国的家长虽更多地力避自己成为枪打的“出头鸟”,却支持自己的孩子“抢尖儿”,事事都不吃亏。而德国的小孩子,除了被父母严责房间要整洁,还被告知要听老师的话,遵从集体原则。踢球时不能一球在脚,自顾抢射。教练也不教队员“士兵突击”,而是一再喊把球“传出去”,传给前锋队员,争取更大的获胜机会。足球教练博拉-米卢总结说:“德国队展示出现代足球高度发达的整体素养,意志,自信,雄心,组织和纪律性”。德国有没有竞争,孩子打不打架?肯定有。但他们被培养自己爬起来,个人处理玩伴之间的纠纷。

如果自己没有出国,有可能成就什么吗?著名的翻译人、作家、文化商人?邻居同学不个个都是吗?而为什么,“母语文化的荒凉”每日都在骨髓里流荡,“可是她的选择却仍是原地不动?”[13]因为这异国的土地上,有她的骨血,她的牵念,“她的树干上还开着两朵花呢。她要等那花儿结果。因为那里面有她心里的根。”因此,尽管处于文化的弱势,也要滴水穿石,给予孩子们东方文明的教养,尽量在西方传扬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穆紫荆认同谢盛友观念:“人在异乡,在认同寄居地价值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对自己的族裔文化保持最起码的自信”。[13]


1965年穆紫荆被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父亲李文恩借出差之际,从上海带到北京谒见解放后离开美孚洋行任教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的爷爷李幼山。

祖孙泛舟于颐和园的碧波之上。

       

五、“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家学”给了穆紫荆丰富的文化底蕴,“行走”给了穆紫荆辩证的世界眼光。其外太祖父“根梅公”、外曾祖父郭鲁卿均以书法著称。书法要“讲究均衡和美感、要狂而不失章法、要收而不灭灵气。”这是穆紫荆在国际中文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其实,“狂而不失章法,收而不灭灵气”,正是中华民族做人的原则之一。一方面“君子当自强不息”;另一方面,要学会感恩,拒绝比较。穆紫荆将中国儒道释精髓与基督教文化兼收并蓄。

拒绝比较,安贫若素。

早在2003年,穆紫荆就树起了《拒绝比较》的旗帜。她认为,“在比较之下,人的生活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让人对自己的生命轨迹无法坦然的接受。”[2]55把人生当作和别人竞争的战场,是不成熟的表现。人既要懂得稼穑艰难,尽量简衣素食,自力更生,一方面也应终身学习,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善交游,促进步。这方面父祖为后人树了榜样。外曾祖父郭鲁卿为一介寒士,担任过文书、校对、家庭教师等工作;外祖父郭绍虞中学成绩优异,主办刊物《嘤鸣杂志》,却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后自学成就学术功业任燕京大学教授14年,生活才有积蓄,却在抗战前夕拒绝做流亡政府的教授,毅然南下,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任教。穆紫荆的父母也放弃了在北平的工作,举家随迁。

不吃嗟来之食,但一定要学会感恩,“庆幸自己有家可归,庆幸自己的车子有方向可去”,[13]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穆紫荆的文字少有抱怨,总是从辩证的角度阐释问题。如飞机餐不太好吃,她想“从营养学的角度看”,是“绝对达标”的。在东北开汉语教师大会菜的口味很重,因为调味品太多,她就强调其味道非常好。这不是“写字儿”的技巧,而是心态的包容。她有她的文化立场,并不一味表扬。如东北戏曲噪音太大,杂耍演员缺乏安全保护,她就明确地指出,这是不符合人性的。

热爱生活,负起责任。

     父祖留给穆紫荆的原则,还包括对自己的家人、职业热情负责。“将勤补拙”是穆紫荆的家学传统,也是其写作的秘诀。别人眼里,穆紫荆“时时刻刻都在抱着笔记本电脑埋头敲打,把会议的进程图文并茂地记录在案,及时把消息通过网络发往全球各地”。她作为记者、会议集结人、活动主办者,有数不清的无私奉献。2009年加入欧华作协后,穆紫荆很快担任副秘书长。华人事务一般有责任少报酬,但穆紫荆乐此不疲。从前在上海作协,“李晶同学”是“中国联络员”;现在“穆紫荆女士”是“欧洲联络员”。人家“能人”都是做什么都“胸有成竹”,穆紫荆这个“勤人”是一项任务接手,就“像是怀胎一样地把这个项目端在怀里”。她说自己是一个“大师级胡涂虫”,但已有了事情,她会每件儿都记在心上。除了看不见的幕后工作,看得见的,就是她编辑了欧洲华人作家文选,第一本,《东张西望,看欧洲家庭教育》;第二本,《欧洲绿生活,向欧洲学习过节能、减碳、废核的日子》。组稿,润色、校对、编排,与出版社反复沟通,为这些事儿穆紫荆忙个不停。当然有很多朋友分担辛苦,如波兰的林凯瑜,德国的黄雨欣与捷克的老木,后者当时是欧华作协的副会长,与她和邱秀玉承担了《迤逦文林二十年》纪念文集的编辑出版。“为求一字稳,耐得半晓寒”。大家熟知了这个风风火火,像一只陀螺在转的“Beaver”,平凡而勤劳的“海狸”。作为华文教师、记者、微型小说作家与诗人,穆紫荆因勤奋与成就而知名。她每年被邀请参加“世界诗人大会”。届时,随性自然、空灵逸致的天性还原,再也不用做“欧洲联络员”,可以着大红披风,轻俏短裙,“逆风飞扬”了。



2014年穆紫荆在黑森州君子国际语言学校给到黑板上来默写唐诗的学生批分


六、什么是真正的“智识分子”?

   当一个人从“小我”中解放出来,就等于思想上被解除了束缚,行为可插上翅膀,大有所为。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有一个历程。穆紫荆写作快,视野广,与她的调查、深思、积极吐故纳新有很大的关系。华人事务中她不光是一个组织者,还是一个观察者。别人乐得自在,她永远在整照片,写报导,做总结,这些都要动脑,但也要观察人,繁琐与无序要整成丰富而有序。从其整理的记录、撰写的报导看,欧洲华人文学界一定要记住这个“穆小妹”,相当于晋代女作家左棼,“左小妹”。“左小妹”以《离思赋》闻名,同时也以接任兄长,史学家左思撰述《晋史》而名载青史。“穆小妹”也一样,她在写“欧华文学开创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至少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以《复旦校友在德国系列》为题,穆紫荆在德华报纸上系统介绍在德打拼的复旦校友们。她对德国贝格市CSU党委委员谢盛友、德国萨尔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高海滨博士等人的采访,不只牵涉到德国华人“如何融入德国社会”类的基本问题,还探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德国知识分子是否相同,中国的“乐感文化”与欧美的“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有什么区别。这些探讨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对穆紫荆由普通“女文青”向伍尔夫类似的“智识分子”看齐,身份转变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论者与穆紫荆虽异国、异地,但同行,同庚。用论者的第三只眼阅读穆紫荆,常会有新鲜的发现。如同是“采访者”,我对华文作家施玮、融融,甚至对《了不起的盖兹比》的译者巫宁坤,王元化的弟子吴琦幸教授等的采访常常要先声夺人,用“采访提纲”来引导大方向。但看到穆紫荆采访如此深入浅出,我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她对被访者极其尊重,用最简朴的语言开始对话:

“您这半年来做了什么?”

“结果去哪里了? ”

“工作顺心吗? ”

“至今有没有做丢脸的事? ”[14]

结尾的句式也是“谢谢!希望您坚持做下去!”这让论者看到她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记者素养:不先入为主,不带主观色彩,不表现自己,诚恳认真,客观严谨。但这不证明采访者是被动的,穆紫荆能用极普通的语言挖出被访者的动机。如关于刊行了13年的德国《本月刊》为什么要改为不定期刊,她问道:“知道如此,何必当初。你当年为什么决定出版这《本月刊》?难道你没有估计到今天情景吗?”

谢盛友:“我在德国读新闻传播专业时,中外有两个人是我活生生的偶像,一个是中国人王惕吾(1913-1996),一个是德国人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Karl Augstein,

1923-2002),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我们这代人是期盼中国新闻自由的,但是,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所以我们要主动地‘磨练’。我自己经常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明天开放报禁了,我能做什么?所以,我1996年创建华友出版社,1998年开始筹备,1999年9月9日创立和开始出版发行《本月刊 European Chinese News》。除了办报的理念以外,我当年还想搞清楚一个问题,报纸杂志值不值钱,文化文字是不是商品,能不能卖钱。”[14]

访谈中,穆紫荆抽丝剥茧,对被访者思想行为、动机立场引导,深探,这比僵化地遵循采访提纲,或极力地拔高受访者,用“杨朔模式”谋篇立意要成功得多。访谈中穆紫荆与谢盛友还探讨了如何继承中国现代启蒙传统,并促进华人更具文明化、世界性、精英意识等,而且就“求真”、“建功”等问题比较了两种文化中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名中国教师,论者深知一个“成王败贼”理念死灰复燃的文化中,那些“懊悔”很有可能出于成败与利益的考虑,与“忏悔”无关。比如高加林被重贬回村,才懊悔冷落了诚实的姑娘刘巧珍。如果路遥写了《人生》之二、之三、之四,高加林肯定还要与《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一样,或中国《顽主》、《老炮儿》们一定能教会他如何“把男男女女都当作我的驿马”。谢盛友的这种反思,完全可以证明德国华人知识分子超越了“高加林道路”,也就是超越了《红与黑》的“于连·索雷尔”,《名利场》的“瑞比卡·夏普模式”,超越了“留学生文学”的固化思维,进入了建构具有国际化、现代化视野,但不失启蒙精神、人文关怀的华人知识分子肩当的“新移民文学时期”。穆紫荆作为一个“穆小妹”,自己也处于这种变化中,是对此转化亲历并有推动作用的一个人。



2015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第十一届欧洲华文作家会议年会上穆紫荆与中德双语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班贝格民选市议员谢盛友先生合影。


七、他山之石

   前述说穆紫荆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对比的习惯,这种对比不是粗放的,而是深入细致的。比如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艺术上出了许多精品,国家地方对“精品电视剧”的投资不惜力气。但这些“精品电视剧”为什么还能让观众找出这么多“bug”,不符合专业常识与普通逻辑呢?穆紫荆评中国影视作品,并不否认其成功的大局,而是从小处抱憾:母亲发现了儿子背上有刀伤,还让他仰卧着;“新坟上的草长得像大葱式的,监狱里面睡觉的枕头一律都是雪白的”,[16]“犯人”“穿着雪白的崭新的圆领衫。头发也像是刚刚洗过澡的样子”。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不缺技术也不缺金钱,缺的是扎扎实实的专业知识,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还有就是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这种好评如云的精品也出现这样的错误,像那种有着“八百里开外,一枪干掉”敌人机枪手(《向着炮火前进》第13集中第13分13秒)之口误严重者播出之前没有经过审核吗?我们认为,这是“多快好省”与“大干快上”中出的“小错”;只有穆紫荆这样“较真”的人,诚挚的人,“友直”,“友谅”的人,这样的“堂吉珂德”,才会因爱自己的故国,用自己的母语直言出来。中国文艺需要穆紫荆这样的“啄木鸟”。

       当然,哪里的乌鸦也是一样黑,穆紫荆也揭露了德国职场“义者捐躯鄙者得利”的黑幕。欧美人强调隐私,强调自由与自立,为了明哲保身,于你的痛苦与难处“都三忌其口”者也多得是。穆紫荆的文章认识作用与教诲意义都充分:“目前的德国,经济低迷。好像没有一个职业是能够给人有稳妥的保障。有多少男人不知道自己所供职的公司明年还存不存在,又有多少女人在家里计算着每分每厘的日用开销。”[2]37相对而言,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子,即使在农村,也多有祖辈留下来的房子。孩子们有父母给钱花,有老师催作业,成绩怎样几乎都能有大学上,且没有欧美大学生普遍的“贷款”压力,多有补考机会保证毕业。中国的学生毕业后上班嫌路远,下班嫌男朋友不够浪漫的“白富美”之所以多,还是因为没有真正吃过苦。孩子们仍在抱怨,原因何在呢?应该是中国影视等没有担当起启蒙教育的作用。如“励志”型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徐静蕾”的“男友”翩然而至,楼下停着一辆跑车,给她做生日礼物。电视剧《奋斗》中佟大为饰演的男主角刚工作就跳出一个外国来的“董事长”“亲生父亲”。电视剧为什么不能反映真实的“杜拉拉”与徐静蕾、“陆涛”与佟大为是如何“奋斗”的呢?

      穆紫荆在影视批评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因为中国电视剧是海外华人,也包括她自己的“精神食粮”。她告诉我们的是,以一种“普通人的眼睛”、“常识”与“平常心”去揭出文化现象的虚饰,是一种好的立场。《大鸿米店》无论怎样神秘地发行,高调地挨批,明贬暗扬称蕴含了多少“情结”,用穆紫荆的“平光镜”一照,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要记仇”,“仇恨入心要发芽”;“二,爱显富”,“苟富贵,勿相忘”。“为了显富,宁可敲掉自己嘴里的一口好牙,而花钱装一口金牙”,这样的情节看起来似乎不太荒诞,因为这是旧时的习惯。但如果联想到当代中国女郎为了满口“如玉”而敲掉两边具咀嚼功能的牙,就不觉不寒而栗。“金牙”之闪烁与“如玉”之珠光作为“有身份”、“美丽”的象征”,《老炮》要冠上“水浒大汉”式的“民族”标签,陈凯歌、赵薇的电影要加入“现代”、“后现代”元素,这体现了什么样的当代文化精神呢?穆紫荆等回看故土文化,觉“乱花渐欲迷人眼”是自然的。



2016年在北京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穆紫荆与《潜伏在黎明之前》的编剧薛海翔合影。穆紫荆影评:我看《潜伏在黎明之前》

八、生命的“闪亮登场!”

   曾有一道高考题说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区别,有人说玫瑰上有刺,有人说刺上有玫瑰。穆紫荆界定什么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即便身有万斤拖累,也要在漫漫生命的长城中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那个“今天的计划是要一口气跑二十五公里,每年都到一个新的地方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回来以后便在家里的世界地图上面钦下一枚钉子”[3]54的那个人。她认同生命的姿态应该是“闪亮登场”。就连一个小学女生,领巾是否熨贴,色泽是否鲜艳,“也隐藏着一个少女对生活的要求和标准”。亲人间“我要你漂亮”,与自我要求的《女人如花》,如此重要,“每一个早晨,都值得我们以充分的信心去开始新的一天”[2]38

穆紫荆的比较视野还包括现代人应该过怎样的日子。“欧洲绿生活”,环保、生态是怎样实现的呢?穆紫荆不想把它说得太空洞。便殚精竭虑构思,写出一则则与生活贴近,具有科普作用的“微小说”。《一幅更美的风景》,讲家庭怎样自酿有机肥;《为了一只灯泡》,讲商业统计;《老康的衬衫》讲工业流程;《五月的草莓香》将生态、品味与生活质量联系起来。这些“知识性”的“说明”与“夫妻对话”之“猫鼠游戏”事件一融合,便是妙趣横生、理念全新的好文。

       穆紫荆是个典型的“多情善感”的人。她看见美术字想起大姐,为了纪念母亲把毛活儿带到德国,在铅笔与笼屉上感悟父亲的光荣与艰辛。她有“飞翔的思绪”,即使在生活的囚笼中,也能变作叮叮咚咚的琴声飞扬出来。她同时又是一个理性的人。养老院里,“如果让她母亲一个人住,根本没有人说话会很寂寞。可是登记一个两个人住的房间”,老人能适应吗?[2]122“养老院”可隐喻许多关系,如“睡在你上铺的兄弟”,“对桌的他”,还有“枕边人”。如果不想转学再转学,调岗再调岗,离婚再离婚,除了容忍,你又能怎样呢?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移民与迁移的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所谓“现代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无私的爱这种词汇在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渺茫而不可企及”,“帮助”均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朋友”均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说的是“现代化”所导致的“礼崩乐坏”。电影的主角都是“孤胆英雄”或“独狼”。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没有一个“后台”的朋友,“在你筋疲力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给你勇气;在你演砸的时候,握握你的手给你安慰”,[2]64你走的路,会加倍的艰辛。穆紫荆所讲的《养老院》里的和谐与《后台朋友》的重要性,均是在强调如果社会一味地抛弃了中国式集体或姻亲间的互联,一味地强调西方文明的尊重隐私与个人奋斗,人类有可能不但未抛撇束缚,迅即前进,反而会走向“现代化”的反面,走向颓废或者虚无。



2015年穆紫荆在养老院和老人交谈

九、“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捷克作家老木形容穆紫荆是一位“勤谨、坚持而又长于感悟的作者”[2]228。穆紫荆是以“微型小说”与短文随笔进入文坛的,“专栏作家”与“会议记者”是她最初的身份。她记得外祖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提到“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中论作文应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所以一直在追求文约意丰。但简短朴实不证明“文平”。看了《情事》,你会觉得穆紫荆这种缠绵万缕,缱绻千种,细若春雨,美若兰芷的故事手法,铺陈迭次不比王安忆的手笔差,因为《情事》完全可拍成一部优秀的动画片。而《宠物的证明》中,其包袱抖得比德云社还翻飞,完全可以拍成《美国往事》或《时间与城市》那样的精品纪录片。近年来,她觉得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太过丰富,“微小说”已容纳不下,且节能,减碳,废核与生活的关系曲径通幽,迷惘复杂,需要不受篇幅限制。那就让我们去先看她有效的尝试,分析她的短板,再看其在熟悉的领地中,妙笔如何生花。短篇小说《我不后悔》,预示着穆紫荆写作的拓展。它试图将个人婚姻、社会运动、环保理念相结合,结构上套用茅盾的《子夜》,大场面。男主角阿森是市员警署侦察科的工作人员,他家的“小女人”阿莉要去参加反核卧轨运动,但怕丈夫知道后不安,就谎称要离家三天去德国北部一个农庄去探望重病的好友。

德国的民众为什么要发起反核运动呢?因为核能有一定的危险,核废料难以处理,易形成辐射。但“小女人阿莉”为什么要参加绿色和平反核小组的卧轨行动呢?小说讲她“只是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用最勇敢、最激烈、最彻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2]119但这个心理描写似乎太空洞。对汉语读者来说,需要一些坚实的理由。吴文婷在《矛盾与结果——评穆紫荆<老康的衬衫>》中说,“也许是作者长期生活在德国大环境下的原因吧,她的某些作品中的价值观我不能完全认同”。因此,阿莉为什么会参加“卧轨”行动?她如此坚定,将生死置之度外,个体的动因何在?或许与她特殊的生命经历有关,或许她对自己的“存在”状态不满,甚至她最好的朋友的家人也许有惨痛的经历,受环境破坏之害?这里应该来点儿挖骨吸髓,找到人物灵魂深处,历史或民族积淀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的一些联系,才能为后面情节中激烈的冲突埋下伏笔。

      小说对细节扣得精准。妻子是卧轨人员,丈夫是清道人员,对立冲突甘苦相似原因不同,起矛盾的张力展现充分。由于情节与心理铺垫的好,线索一直在贯穿,顺势发展,并不突兀,开头与结尾也有圆合:第一,丈夫作为“公职”人员,妻子作为普通民众,两个人的焦虑点儿不同;第二,德国式民主自由与纪律整肃双重民族性格;第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前者须顾全大局,后者要视死如归。作者穿插交代了背景,描述了欧盟核电站的现状,德国人反核卧轨行动的组织安排。问题是警察在行动中会不会碰到“执行”对象是自己的妻子?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小说中可以出现呢?肯定的,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戏剧中有许多是这样安排的。但,还须向中文读者交代:德国居民与警局的密度与中国大不相同;德国夫妻性格独立,有不同的圈子也可以理解。说清楚了德国人少地丰,每个管区有限的几个警察,行动中遇到自己熟悉的人,是非常有可能的,就规避掉了中文读者认为是“斧凿”的痕迹。另外,一定要用形象的情节、动作所表达的心理暗河,告诉读者从理念上去看,法规年年改,情势各不同,孰料男主角今年负责逮捕“抵抗”的人,明年会不会是“保护”“世界环境大会”的警卫呢?这种若隐若现的隐喻一定要有。总之,此篇小说是一个“大手笔”,是穆紫荆由“本色”的写者向“自为”的“作家”转身的一个尝试。

       有评论者称穆紫荆“擅长借用繁而不杂的意象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情绪。”“繁而不杂”是说穆紫荆谋篇布局有特殊的技巧,文似看山不喜平,常常头几笔简笔勾勒,后欲抑先扬,终至浓笔见精髓。穆紫荆文笔明快,使人物历历在目。《温柔的一劫》中“像个老友似的不断用柔和的语气安抚”店员的劫匪,行为似典型的“欧洲绅士”,与严歌苓笔下芝加哥的“雅匪”有的一比;瑞士的高萍为啥是“万国货币提款机”,俄罗斯骑手如何威风凛凛,“直线接头人刘刚”的思路如何“慎密和规范”,都让她写得活现。她形容一个人“行动如风”,用“我刚刚说到一的时候,他就会建议我们还可以做三和做四了”。她对美食的描述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你读完后等不及第二天去菜场,还会抱怨自己买的腊肉熏鱼腊肠不若她写的有滋有味——穆紫荆文字胜过实物,回忆胜过现实。岁月在她笔下不是杀猪刀,没有被年轮风干,是越来越清晰的黑白电影:“父亲”用旧物珍藏回忆,“我”的初恋被母亲砍断,带来了多少命运的荒谬与再见的错愕。再见故人,一个头发全白,少了自信,多了自尊;另一个像找到了布娃娃的孩子,发现了自以为丢失了的瑰宝,“走到哪里都要拖着他”。他对人声明“我是车夫”,“我”气不过就大喊“车夫也是夫呢!”心想到了生命的倒计时,“男女都一样”,还不知此生能否再见?喜剧风掩藏真悲凉,人生不能折返,当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如今时“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瞬间无处寻觅”。

《车夫也是夫》,整篇以实带虚;《归梦湖边》,则整篇以虚带实,将生命的偶然与必然,人生的犹豫谨慎与所向披靡一起托出。穆紫荆词句多随手拈来,不疾不徐,温文尔雅地铺陈;但随时有空灵跳宕,句句皆诗如黑白琴键。这源于她幼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给养,也源于生命中的观察顿悟。她的语言富有内在的节奏,字面上常形成松散的对仗,富音乐感。



1982年穆紫荆摄于上海家中

十、自觉的文化使者

   穆紫荆是真正的”Multilinguistic Expert”(精通几国语言的专家)。她的祖父曾是清华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自幼家藏英文小说,全家讨论阅读。在上海作协外联部,她是专业的英语翻译。去德国留学,先将英文忘光,能用德语工作了,才发现自己对汉语的需求如饥似渴。如何用中文教育传播东方文化,穆紫荆有一整套的理论。用PPT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她讲“寓教”“于乐”,“重要的不是往车上装货,而是向油箱注油。”而“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尽管来段话都是印证,但看了她的《独眼看上海》、《德国世界杯观战》系列,以及《兔大伯手记》系列“原创中文教育纪实”,就会知道她如何精心地钻研了课堂的潜移默化与循序渐进,从中德教育对比的感念中磨出了多少真功夫。

除了现代性的比较视野,穆紫荆的历史文化意识也逐渐苏醒。她认识到:“现代化让人越来越注重鼻子底下的那一点点日子,而将历史的痕迹在生活里剔除得越来越干净。这无疑是悲哀的。”[17]

     由华人华侨团体、江苏城市频道等联办的“聚焦二战纪念地共享和平环球行”系列活动之“单骑送铁证万众倡和平”项目中,穆紫荆作为欧洲区副秘书长任务繁复。出发前每天只休息4、5个小时,出发后随大队日夜奔袭,每天要倒照片,记日志,协调事务,通报情况。行动的成功当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功劳,但只有有心如她,感动如她,妙笔如她,将团队如何“辛苦坚持”观察默写出来。“穆小妹”将“一群懂得知难而上,并非见利而为的人”记录在册。李永华(老木)、胡忠旭、关绍基等如何勇敢牺牲,为了让人们记住昨天的历史给今天的创痛,这些人《“一路艰辛有谁知”》。她用文字将过去、现在与未来打通,将“英雄主义印记”对比现代人的脚步匆匆。经济低迷、精神危机中,商业价值的高低几乎成了通用的度量尺度,大家“无利不起早”,全球活动中有多少人知难却步。她看到了众志成城的华人力量,记录了这些有名的,与无名的英雄:柏林侨界领袖刘淑芳,复旦德国校友会的同窗好友,居住在慕尼黑的女作家叶莹,行动总指挥,秘书长李永华(老木)与欧洲时报德国站胡旭东,这些雪中送炭与身先士卒的“铁汉”们。

从穆紫荆描述的欧洲人对“绿色”理念的坚守中我们看到自己的距离:噪音严重,污染横行,食品安全几近失控。如果“发展”的道路上只重结果,不择手段,“物尽其用”,“人为我用”,甚至“竭泽而渔”,会导致个人、族群、人类发展的几度折返?从她的文字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叫“老鹰窝(Adlerhorst)”的地方,在纳粹第三帝国,为什么是希特勒的两个备用指挥部之一;在当代,黑森林州最肥美的腹地,它如何作为“自然保护区”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她的镜头让我们找到德国作家Kurt Rupp(库尔特·茹普)的那本书,“进入”了这个具有29座地下防空工事的“老鹰窝”。一张有“各种圆圈的地图”:“斜椭圆是司令部和后勤部。小圆圈里面有一个黑点的地方都是防空机枪点”;“实心黑色圆点是防空洞和地下通道。空心圆圈是工人宿舍。横椭圆是水源和水库。”[18]它如此清晰向我们昭示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阴谋与野心。过去的历史孰难遗忘?我们便理解了德国首相默克尔的良苦用心。穆紫荆还向读者介绍了当代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其它dilemmas(进退两难或似是而非)。如德国各市市长承担难民接收与救助工作的任务如何由联邦政府分派,北威州本土居民对Rexforth市长的误解、仇视甚至恐吓。人类大同与民族保护的矛盾如此严重。汉语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



2015年穆紫荆和《单骑送铁证,万众倡和平》的策划兼执行人李永华先生合影于老鹰堡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备用武器仓库。

十一、穆紫荆是我们的参照系


为什么当代中国是“愤青”时代?为什么我们的内心充满愤懑?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西方电影里的繁华与光鲜,看不到欧洲人民历史的苦难与现实的奋斗?我们能缩在地方主义、家族格局的窄巷里,天天在荧屏上看宫闱权斗,人人持阴谋论,看人都像“心机狗”吗?我们有阶层的屏障,种族的阻隔,即使语言相通的,我们还有代沟。当我们出国,首先敏感的就是“文化歧视”,“非我族也”,“非我类也”,檄文在胸,拒绝交流。这让穆紫荆们极其担忧。

这些在异国、异地、异阶层不得不扎下根来,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华人作家,他们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让我们也将自己的一双脚放在他们的鞋子里去试一试?论者还在读穆紫荆,在思考,尚没有定论。但至少我们应像她一样,做一个立场温和的评论者,理性中和的知识分子,遵守“含蓄”的美学原则,摒弃“痛说革命家史”式“揠苗助长”式育儿传统。反思我们的“奋斗”史,一种单一的“竞争”模式。孩子们为什么热衷于厚黑学、权谋论、奋斗经,是因为我们给他们准备了过多的“鸡汤”,而没有给他们乐器、画笔、球拍与铲草机?我们很可能在孩子的“外语班”上没有告诉他们要懂得感恩,珍惜自己的幸与运,在“少儿乐器大赛”前也没讲清楚什么叫胜败乃常事,拼技艺的同时还要拼人格。我们告诉孩子们“天生我材必有用”,“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同时是不是没有告诉他们“不快乐的日子里暂且容忍”,“快乐的日子定会到来”?

穆紫荆是一个“成长教育”的典例,一个借汉语写作走出“发愤图强”式窄巷,走向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一个人。当然我们还是要避免对任何人,任何事过早地、主观地、直接地做出结论。让我们去放眼世界,互相阅读,在文化上遥相呼应,等待那个携手并肩,人类大同的新世纪的到来。


注:因不能超过2万字。此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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