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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只漂流瓶,投入未知的异乡 刘仲敬

新民说iHuman2018-04-15 22:21:41

代序:存在一种读者,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在现实的显影中其实与歌迷与歌星之间的单向仰视无异。亦存在着一种文字中的勾连,跨越种族、时间及性别,我愿意相信“我的朋友”,我想象中的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卡尔维诺。却不能臆断我能“正确理解”刘仲敬,他说的话打动了我,但是如果转述这种打动,能量将丧失殆尽。


原载于 ▏豆瓣

原地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4817012/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我像爱沙尼亚的日耳曼人(他们是中世纪骑士团的余孽)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他们是斯大林骗去“建设处女地”的欧洲人),天生没有确定的归属感。这种人认为统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于自己,对两者都有忌惮与轻视的感觉。这种人一面怀着智力优越感扮演“游士”,一面深知自身处境的极端脆弱:永远不会是统治者或多数派,任何变动都是威胁。我像犹太人一样,对外和对自己是两种人。履历表的项目和经历对我基本是混事的,我很少投入精力和关注。我自己殚精竭力的知识谱系,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恐怕豆瓣网的网友还知道得多一点。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岁和十三岁之间,非常渴望杀时间的大部头书。当时(八十年代中叶)不存在网络,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为中学生的生活状态是永恒的。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足够的书,填满用不完的无聊时间。因此书越难读,耗费时间越多;对我来说就越好。《史记》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斯瓦辛格的电影好,因为一册《史记》所消耗的时间二十倍于《尼罗河上的惨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学青年本义上的文学青年,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就像对待《燕歌行》或《长恨歌》一样,除了节律的快感以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故事总会有续集,文采则是会上瘾的。这条线路引导我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当然也只读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么用处,无非是搜集大侦探波洛全部作品同类的事情。我后来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会写古文和古诗,而且比写英语文章轻松得多(我根本不会写英文诗)。现在看来,我大概是古典中国那种熏陶式教育的最后一批意外产品。这种际遇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我估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环境了。


梁遇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间已在九十年代初(大学时期)。当时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国和英国散文家的随笔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查尔斯?兰姆、蒙田、赫兹里特、爱默生当中,一册薄薄的《春醪集·泪与笑》突然跳出。当时的感觉犹如朱彝尊的《高阳台》:“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沉。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世间若有烂俗台词所谓“灵魂伴侣”,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收集到这位作家的各种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应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编》,收罗了作者的文章和译文,比以前和以后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后来,我收集此类图书,数量数十倍于当时,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余光中是这么认为的),此书堪称“精金美玉”。(在诗歌方面,我只能给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咏怀》同样的评价。)同时代流行的优质散文家梁实秋、董桥之类,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好吃的奶酪:甜腻可口,绵软易朽,绝对当不起“时间的征服者”重任。顺便说一句,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么,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的布罗代尔、亨丁顿等大家著作中脱颖而出,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后永远没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我是苛刻的辞章鉴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和学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我查看这样的作品,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今天的年鉴学派虽然声势浩大,我却私心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识见不成比例。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后,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于这样的极少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后,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一些提到的书


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我深信: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锐而冷静的观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在赞美死敌“心胸高尚”,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无异于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刽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敌人更有失风度,你就是输家。我们浸淫于野蛮的二十世纪斗争文化,习惯于明确、夸张、恶毒地攻击敌人。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加里波第说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于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两者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由于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维背后,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当然,托克维尔不会将宿命感罗织成系统理论。学究气是中产阶级缺乏品味的证明,斯宾格勒就是这样一位中产者。


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02年前后。这时,我已经确定了大部分认知地图。我除了搜集材料充实细节以外,此后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简单地说,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你认为,给文科生提供就业机会也算一种意义。)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转衰的征兆之一。(当然,在实证意义上,盛衰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词。)中国的博雅教育早已灭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博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实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后一位贵族。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只有祖先、没有后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也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新与旧:《从华夏到中国》,2014.9正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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