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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温哥华 老郑州•八十年代农业路上的故事

楼主:换读 时间:2021-04-06 11:29:22


1983年夏季,我们毕业各分东西。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本文来自保尔温哥华的投稿

投稿邮箱:jiaohuanyuedu@163.com

2015年农业路整体要修高架桥。


这个消息着实雷到我了,并不是我反对修高架桥、反对农业路的畅通,而是由于我个人的小感受在里面。


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对于农业路,我的印像始终停留在七、八十年代。虽然后来,也多次去过农业路,不断地用新的景象去覆盖过去,可是回到家不久,脑海里关于农业路的迅速还原成七八十年代的印象。


这很象是物理学里面的单摆运动,无论你把摆球放到什么位置,最终静止下来的时候,摆球总是垂直向下的。


为此,我也曾问过大夫,他们说是属于精神科。那一刻我很紧张,直接怀疑是不是会走向精神错乱。等问到精神科,那大夫只说属于心理、情绪问题,不碍事,多走走路,多参加一些诸如广场舞之类的活动,就把我不咸不淡地打发了。


不过,还是很纠结。直到有一天,看到电影里有一个人的好朋友去世,别人不停地劝他:哭出来、哭出来就会好受些。石光电闪,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如果我彻彻底底、畅快淋漓地把对于农业路的七八十年代的印象说给大家听,岂不快哉!


一方面年轻一些的朋友可以知道曾经的农业路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会年龄长一些的朋友也可以怀怀旧,和我共同回忆一下,这样一想就非常心满意足了。


如此这般,各位朋友,且听我慢慢道来。


七、八十年代对于农业路,我有过三次亲密接触。


七十年代的传染病医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街景。


那一天放学回家,爸爸妈妈正在讨论一个关于身体健康的问题。他们说的什么也听不太明白,最终他们宣布要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孩子做体检,并且,还要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农业路上的一个医院、去做正规体检。


当年交通不是特别方便,我们一家六口人,是骑了两辆自行车前后都带人去的。


走的路线很蹊跷,不记得为什么那么走?反正是那么走的。就是从人民路与红卫路(商城路)交叉口附近直接拐上杜岭街向北而去。当年,走到金水路基本上就相当于现在的三全路了。


过了金水路一直向北,没有多远就没有柏油路了。有个别单位在路边放煤的煤场;有时又有一小片的农田;有污水横流的跨越道路的,那个艰辛不再一一细述,真是苦不堪言。


等上了农业路一段是土路一段是柏油路,路北面基本都是农田果树,向东一拐的一家医院唤作“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我们就在这里做了体检。


从位置上来看,应该是现在的河南省职工医院。而走过来那条破烂不堪艰辛的路就是现在的经七路。


农业路给我的印象就是——很远——土路——柏油路——根本就是农村。


苹果园与农科所




七十年代中期,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忽然兴起了一种热潮,就是不同的居民小组纷纷组成社会主义大院,冠以“永红”、“志红”、“代代红”等名字。我们那个大院就是“代代红大院”。


这种社会主义大院只有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分别是:样板戏、分排骨、分西瓜苹果。


1.


样板戏,当年有八个革命文艺样板戏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那时候没有卡拉OK,不过每周我们大院也有一次联欢活动,各家要派一个代表唱样板戏。不来,或者不唱就是政治问题了,就会有人提到反革命的高度了。所以,那时候每个人都会来上几段。而这八个样板戏我们也已经看了无数遍了,里面的情节早已经熟记于心了。


男人们粗着腔唱:“大吊车,真厉害,成吨地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海港】


女人们拿着嗓子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红灯记】


孩子们激情四射地唱:“杨子荣,有条件把重担挑,他出身于贫雇农……”【智取威虎山】


老人家摇头晃脑唱:“这个女人呀,不寻常……”【沙家浜】



经五路的法桐。


2.


分排骨,文革中生活条件差,很难能吃上一顿肉,即使吃肉,我们一家六口人也只是买上五毛钱的肉馅。


不过,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在行政区《河南日报》工作,同宗同族的。他经常来,我也很挂念他,不为别的,每次他来总要从他的那只黑提兜里掏出一包猪耳朵、猪头肉之类的。这种快乐足能让肚子极度缺肉的我兴奋一个礼拜。


那时候大家住的都是平房,每家门前种了梅豆角、丝瓜之类的绿荫植物,绿荫下都是自己用砖头垒的小饭桌,晚饭后大人们会扇着芭蕉扇,喝着茶水在这里聊天。


有一天,隔了两家的小王叔开玩笑问我最想干什么?


毫不犹豫地我说:吃排骨,一大锅排骨,吃都吃不完。


大人们纷纷笑我没有出息,小王叔也说我只顾自己,笑着问我:没有想到给家里做点什么?


突然,我憋红了脸,对爸爸说:等我长大了,要给你盖一幢楼房,咱家就再不用住双人床了。


由于受居住条件限制,当时很多人家里都必须住上下铺的双人床。早晨起来,我的头经常被双人床上面的床撑磕出疙瘩,所以,对双人床深恶痛绝。


爸爸听了我的豪言壮语扇着扇子笑得最开心,只不过我觉得他的笑声掩不住眼角隐隐的泪意。非常遗憾的是,当我自己靠努力住上复式,住上属于自己楼房的时候,父亲已经离我远去了,一眼也没有看到。


好了,大家不要跟着我伤感了,还是接着说分排骨。


自从那次谈话以后,大人们集思广益,提议从大王叔工作的位于南阳路的肉联成批购买排骨,由在郑州汽车制造厂试交班工作的父亲找车拉回来,然后再分称到各家各户。于是,香香的肉香味道就会在代代红大院上空飘荡了。


还有,忘了说价钱,起初是五分钱一斤,不要肉票,后来有涨。



金水路拆迁平房。郑州钢厂家属院。


3.


分苹果,分西瓜。


这和分排骨同出一辙,具体细节稍有区别。


不记得是谁家联系到农业路苹果园买苹果,青香蕉和黄香蕉两个品种,代代红大院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那一天晚上,两个胸前戴着毛主席纪念章的革命群众代表来到我家。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一个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另一个说。


现在的孩子们不太知道,文革时说话之前都要戴帽,即说话前先说毛主席语录。等他们说完这些以后,才表明要求我爸找车去拉苹果的情况。妈妈正在为我们总是缺维生素嘴角烂等问题烦恼,闻听要去买苹果也兴奋异常。


于是,几天后一辆130路汽车停在了农业路苹果园(现在的省博物院以及文博广场,当年经过农业路的六路车就有一站—苹果园),我是跟老爸一起去的,没有想到苹果园的苹果只有一分钱一斤,一筐几十斤算下来也没有多少钱。


趁着他们过称装苹果的时候,我在苹果园门口遛了一圈,发现斜对面就是我曾经去体检过的河南省传染病医院(现在省职工疗养院),往东一个单位坐落在农田之中,好像挂着农科所之类的牌子,应该就是现在的农科院。


当时,农业路还不是城市道路的铺设,还是依靠边沟来排水。路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跑进去看了,也没有小人书卖。


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又动员老爸一起去中牟买西瓜,一分钱三斤,结果,每家床底下都是大西瓜。


当时大院主任还规定,运回来的西瓜不许挑捡,挨着拿,然后过磅,交钱。


那时候生活虽然贫穷,却也其乐融融。也许是时光滤去了很多的不快,只留下些许的温馨回忆。


在郑州九中的岁月



那时的蓝天白云,那时的紫荆山与金水路。


1981年,我考上了郑州市第九中学。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是上了一年高中后又来考九中的,我们那个班唤作八三、六班。


原来我是在郑州三十中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学校,班上的窗玻璃几乎都被砸烂完,学校也不再修了,索性就用油毡钉上了事。由于采光受影响,只能开窗子,夏天还好,冬天就只有靠吸溜鼻子和跺脚来保暖了。


校长和教导主任(姓张,后来去了外国语中学)经常会站在学校门口,一个拿酒瓶子、一个拿剪刀,让进校的男生解开皮带,把酒瓶从上往下落,卡住的,立即用剪刀将裤子剪开。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男生几乎每人的书包里都带有刀,三八刺,三角刮刀,飞刀,攮子,最次也要有把长螺丝刀。不然,就好像不足以成为男人似的。有一次,布厂街派出所长老范带人来搜刀,居然抬走了好几大筐各种刀具。


那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两节课广播操时间,经常可以看到刀光剑影,血流如注的情景;放学后校门口成群结队,口哨砖头乱飞。不像现在熊孩子,只会通过电子游戏来找存在感。


就是被爸爸发现了书包里的刀,才逼我以高一的水平再次来考九中。这样,我后来才侥幸混进了大学,而留在原学校的同学,在预考中就全军覆没了。还有一个在“八三”严打中被镇压了,都说有点冤,可历史不能更改。


后来,据说高中升学率也很差,三十中就停办了。再后来摇身一变,就奇迹般地成了郑州外国语中学,全市招生,更离奇的是,几年后居然成了全郑州最好的中学。(老天爷呀!老师基本上还是那些老师)从这点来看,生源远比老师教学水平重要。


而八十年代的九中是非常牛的高中,比十一中要好很多很多,当然,不得不承认,现在排名严重堕落了。


我从一马路坐6路车(机务南段南门路东),到中医学院站下,向北上农业路往西一拐就到九中了。现在1路车和6路车合起来才是八十年代6路车的路线。6路车西边起点碧沙岗西门,东边终点农业路花园路口。(当时还没有修动物园,而且农业路到了花园路就没了,往东是稻田,产好吃的郑州大米,现在都没了,哎,都成楼了)


九中是对称式造型,进的大门两边是阅报栏,后面是苹果园;在向里走是一个砖灰色苏式的两层小楼,楼梯地板都是全木结构,两层楼的木栏杆也大气端庄,这座楼就像是一座优雅的艺术品。后面还有一个的红楼,三层,一楼有阅览室。再往后就是食堂和澡堂。东西两侧灰楼是男女生宿舍。最后面则是学校的农场。


曾经有一次路过农业路看到正在拆这座楼,心中多有不忍,默默看着心里很是难受。碰巧还有一位比我年长一点的女同志,站在九中门口声泪俱下地在抗议拆这座楼,而旁边几个保安在劝阻她,不让她进入校园。看不下去的我,只有默默走开。也许,我们不珍惜的,恰恰是仅仅拥有的。


当年九中校风极好,学习风气浓的让人睁不开眼。九点半晚自习熄灯后,意犹未尽的同学们结伴(记得有毛大勇、王海洲、胡一兵)去向农业路南,跨过一段没有修好的围墙,到农学院的一个食堂继续自习。(当时农学院和中医学院共用一个校园)校园里的路灯下,也还有人在背英语单词。


虽然我也装模作样地跟着去,可是,我哪上过什么晚自习呀?只是兴致勃勃地参与,也自得其乐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1.



站在金水河,大石桥和新通桥段的游人。


操场上月光凄凉


开学不久的一次摸底考试就给了我一闷棍,彻彻底底地把我打晕了。数学考试班上有几个100分,大部分都九十多分,差的也有八十多,而我,只有六十三分。


英语摸底大家也都八九十分,而我只有十几分。那个差距就像没衣服穿的非洲土著和喝下午茶的英国绅士。切、我有一种被闪了腰的感觉,也感到有一种水漫到脖子的担忧。


记得当时班上有范长宇、黄英、韩迎春这几个学霸,成绩好的让人无法想象。入学考试我只有四百多分,他们却都是八百多分。


紧接着开了一个家长会,当工人的爸爸换下工作服,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周末回家他见到我时,却是一脸的冰霜。


父亲把我们整个家族从三十年代以来受过的苦难一一道来,弄得我泪流满面,想不到战争动乱年代带给普通家庭的苦难竟然有这么多?爷爷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外公原是开封国民党省政府的秘书。爷爷是被冤枉错杀了(已平反),细节就不再说了,不难想象,这样的家庭背景在解放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会遭遇什么?


这次专题忆苦思甜活动让我心里沉甸甸的,好久都笑不出来。


接踵而来的是我人生中遭遇的最大一次侮辱,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和一个炊事员发生了争执,另一个年轻的25岁的炊事员,跳过来劈头就给了我一耳光。只有15岁的我看着高我一头的他,拼命去夺盛饭的铁勺要和他过命,心里说:你死定了!一帮子炊事员强行把我们分开。


撕裂少年内心的事还没有结束,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向阳区(现管城区),同学们有人偷偷地说:小市侩(带有污蔑性的贬义词,意思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小市民);


老师也在班会时说:交益友有益一生,大家要注意交友,呵呵;分座位时也只有我一个人是和女生同桌,如果没有记错,她叫王莉。


那一夜,遭遇了以上种种以后,十五岁的我不堪重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失眠。


月光如水,我一个人走在洒满月光的操场上,觉得月光如此凄冷,微风吹过,操场边的杨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倍感委屈和无奈的我,蜷曲在深夜的操场上,泪流满面。


此处应该有悲悲切切的二胡声,呜呜咽咽。


音乐起……


2014年的时候,走遍大江南北很多地方的我,曾回到母校,站在操场上,眼前仿佛看见1981年的初秋之夜,一个15岁的屌丝少年,无助地徘徊在凄凉的月光中……忍不住长叹一声,人生如梦。


2.




《葵花宝典》


实话实说,当年的我,绝不能算是一个安分的学生。到九中没几天,我就探明午休时,可以从苹果园东侧操场南跳墙出来,别处都有铁丝网挡着。


年少时身轻如燕,快速对着墙跑起,左脚勇敢地踏上墙面,随着向上的初速度右脚再垫一步,手已经可以够到墙头了,攀上墙头一迈腿,双脚前掌稳稳落在墙外,这样有缓冲,千万不能单脚落也不能脚后跟落地,易受伤。


跳出去是为了下馆子。学校伙食太差,没有油水。每周家里给我五块钱。我周一、周二都吃得很节省。周三中午,跳墙出去慰劳自己。


农业路与文化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有一个“梅园饭庄”,里面有一个大菜“火爆腰花”,当年0.99元一份,一碗米0.12,四两粮票。没有汤,吃完后就对着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一肚子凉水,很过瘾,这就是每周三我固定的菜谱。


后来发现,饭店门口有农民伯伯卖甜瓜,还说是:王海瓜。一毛钱一斤。经过讨价还价后,卖瓜的农民伯伯答应5分钱给我一个甜瓜。他用小刀切开,说是瓤不能吃,会拉肚子,我是舍不得,全部都下肚子了。


当我经历了月光失眠的刺激以后,暗自下决心先解决学习问题,以后再解决打架挨打复仇的事。


提高学习的目标盯上了男同学的学霸—范长宇。(该同学现已失散多年,本科上了武汉大学,又上了北京大学研究生)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每周末回家,他的成绩都会有大的提高,而我则相反。


原因居然是这样的:我每周回家,先坐车到新通桥中州影剧院(那里有很多小人书摊,还有香港武打的《吕四娘传奇》等),看小人书到天黑,然后头昏脑涨地回家。周日下午回来,还要去中州看小人书。


而范长宇,除了学习好之外,他父亲(郑州大学物理系范希庆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都会给他将本周所学串讲一边,还要每一科弄一张要点重点解析,提纲似的。


想把他的提高学习的《葵花宝典》弄来看看,被严词拒绝了。


邀请他出去开荤却同意了。这位同学学习好,跳墙真得是笨,我将肩膀垫在他屁股下面,用力往上顶,他才颤颤巍巍勉强爬上墙头。


后来,我们吃得好开心,吃完腰花米饭,还买了王海甜瓜吃。


也许是吃得高兴,坐在围墙外小树林里,他说要告诉我一个他发现的惊天秘密。


“好呀!”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父亲为他准备的《葵花宝典》。


“公鸡压母鸡,不是简单的压一下,母鸡就能下蛋了;我仔细观察了,当公鸡叨着母鸡冠用力压的时候,两只鸡的屁股是紧密接触的;我还专门捉到过一只公鸡,掰开它的屁股看过,不是光滑的,有一个小肉疙瘩,估计就同人的小鸡鸡功能一样。”


惊呆了,这哥们儿真是适合搞科研的奇葩!听了他的话,我们两个笑得前仰后合。


一来二去,和长宇拉呱熟了,他的《葵花宝典》就与我分享了。也许,对于他只是随手的一件事。可是对于学习严重落后而又不得法的我,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于,对于我后半生的人生道路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范长宇,是我人生的贵人,他却不知道。也不知现在他人在何处?


3.




郑州九中优秀的老师们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


物理老师一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下了这四句话。用现在的话说,一下就镇住我了,这种境界,和三十中经常和同学打架的老师真是不一样呀。物理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王梅云。在她的主导下,那个打我的厨师在男生宿舍一楼,卖饭票的屋里向我道了歉。从内心,并没有原谅欺负弱小同学的他,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


英语老师姓刘,文弱的女老师,当我英语只有十几分的时候,她同我谈了一次话。在和教务处对称的一层灰楼(校医室在这里)处开始。他发现我这次考试不理想的原因是几乎不会音标。我告诉她,在国棉二厂子弟学校开始学英语的时候,那个自学成才的老师教我们的绝招就是在英语字母上标汉字来显示发音,所以,音标根本就不会,语法也几乎不会。


当我们走到九中校办工厂——化学试剂二厂北门的时候,她转过来认真对我说:“你背课文吧,课文熟了,语感就会好,也许这是唯一的办法。”结果就是,当年两本全日制英语书所有的课文我倒背如流。即使几十年后的现在,第一册第二册的第一课“卡尔,马克思”、“皇帝的新装”,我依然能背得下来第一自然段。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我的高考英语得了90分。


数学首先学的是立体几何,老师是一位干净、条理清晰的老先生--张老师。他会把各种难于理解的立体相交面的题目做成模型,让人增加立体感觉。


最主要的是,张老师教会我了专注。刚到九中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飞刀、打架、偷铜末之类的东东,哪有心思学习?张老师也许是注意到我飘浮的眼神。在前面的灰色教学楼二层,他扶着我的肩膀说:“干任何事情都要专注,不浮躁,你眼神飘忽不定,心思不在学习上又咋能学好?”


化学老师姓王,山东人,有一双儿女像金童玉女,对范长宇最好了,对我也不错,每次考完,都会针对我犯的错误,专门标注,很认真地给我上小灶。帮助落后同学。唉,感动。


语文老师姓秦,是个大家,年纪不小了,爱抽烟。好像在写一本章回小说,一个古代民族英雄。名字真的记不得了。秦老师到是很喜欢我的作文,评价说:虽然段落什么的有点乱,可是有灵感,还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来读(胡一兵后来开玩笑叫我散文大师)。秦老师极大地鼓励了我,是我很爱语文这门课。后来高考,语文中作文40分,我得了39.5分,非常感谢秦老师的鼓励。


政治老师好像也姓刘,从内蒙回来的,她教我们不要背诵,要理解,理解了自然就能记住了。而生硬背诵起不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体育老师好像叫戴斌,北京人,排球国家二级裁判(他自己上课说的),听说后来调到省高招办去了。


学校团委还有一个曹老师(女),嗓门挺大的,工作热情也很高,听说后来还做了校长。


非常感谢这些老师的呵护教育,让我这个曾经不懂事的孩子改掉了不少的坏毛病,慢慢走上了正路。虽然当时,对于老师们的做法还不太理解,甚至还有怨言。回望当年,理解感激满满涌上心头。


进入九中的第一学期,在各种外力的综合作用下,跌跌撞撞鼻青脸肿的我,由全班排名第45名(全班48人),上升为第16名,获得学校颁发的进步奖(还有医学院的郑泳同学也获此奖);1984年,以超出重点线将近20分的成绩,考入湖南大学(83年两年毕业时只够大专不理想,复读一年)。


也许,一些老师已经离开了教师这个工作岗位;也许,一些老师离开了郑州这座城市;也许,一些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管怎样,请接收学生在这里深深的鞠躬。是你们的淳淳教诲帮助、改造了我这个坏学生,谢谢、谢谢。


4.




友谊地久天长


除了学习之外,九中对于学生的体育锻炼抓得也很紧。天冷以后,每天的两节课的课间操就安排大家绕着九中外围墙跑一圈。毛大勇、杨兵是从四十中考过来的,而四十中也有同样的活动,所以,跑步时经常会遇到四十中他的老同学。


不过跑步时我经常脱队,真不是个好学生。


有一次我和胡一兵、王海洲没有顺着围墙向北跑,而是径直向西跑去。当年农业路和九中隔壁是会计学校,再往西没有多远我们遇见了狼狗,还有挂着电铁丝网的围墙,柏油路此时也就结束了,再往前是土路。


经过打听才知道,这里是八科,公安局关押犯人的所在。一个叫李宏的同学,好像就住那边不远,每周六都会顺着土路一扭一扭走回家,他是男生,虽然肤白唇红。此同学也失联多年。


当年不少同学已经失去联系,有一次在纬五路附近遇见姚青同学,他竟然对着我大叫:王海洲。这,真是贵人多健忘呀!


胡一兵同学也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同学,他不拘小节学习优秀,后来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这哥们儿曾经有一段时间发神经,说要孝敬父母,具体做法是每晚上临睡以前对着水利厅方向(他家)下跪,当然是在他的床铺上,嘴中念念有词,不知道说些什么,有一点像教堂里的祷告。


还要我监督,开始还有点兴趣,后来渐渐审美疲劳了,他自己也就放弃了祷告。毕业以后他也失踪了,二七分局的刘宝玉同学曾查到他身份证地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对门邻居告知他移民澳洲多年了。


海洲好朋友就不多说了,知道他的秘密太多,不适合公开讲,他有一把虾米柄的刀。当年春节还找他买过便宜酒,江西四特酒,2.8元一瓶,便宜吧,现在没有这个价了。他是十八中毕业的,最近他还找到了83年以后就没有见过的王战营同学,几十年没见,见到时血往头上涌。


王惠铮是团支书,信息工程学院毕业,转业以后去了北京,弄得是大数据之类的大事情,等你在报纸头条看见他成功的消息时,千万别忘了知会一声。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密码,摩斯码的事。有一段时间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等小说风靡中国。他毕业于郑州电子技术学院,这所学校的目的,通俗一句话讲,就是解开各种密码。而信息工程学院,就是要设立编制各种密码。这个话题只能说到这里,会涉及到国家、部队的最高机密。STOP!


曾经有一次,一家鞋厂到九中卖鞋,就在二层灰色教学楼东侧那一堆乒乓球案子一带。有一双类似现在板鞋的咖啡色运动鞋,要五块,很多人买。低头看看叫上带洞洞的球鞋,我也很想要一双,可惜当年在九中我是矮穷丑(只有1米67,从九中毕业时1米80),袋袋里面木有钱。


当时我家兄妹四人全部都在上学,所以家里经济不宽裕。踌躇再三,还是到教务处(操场西边的灰色平房)给妈妈厂里(国棉二厂计划科)打电话请示。


妈妈恰巧不在,是同科室的方姨接的电话,上海人。她大声说:买吧!我代表你妈妈同意了。 当时鼻子就酸了。穷呀,不堪回首。


等我兴致勃勃的去买的时候,才发现没有现钱是不行的,15岁的我,缩在人群后面,无比羡慕地看着别人穿上新鞋、高高兴兴活蹦乱跳地走了,眼气呀。是同班的车跃军同学发现了我的窘态,借钱给我,才让我买到了鞋。哎,忍不住再次一声长叹。


车跃军同学后来上了太原工学院,据说学的是手枪设计,也有人说他去了日本,家住在纬四路丁院那几个斜排的楼,也失散多年了。


2015年春天,细小的嫩芽出现在枝头的时候,我,当年的坏学生出现在王老师家里,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来看老师,惭愧,不懂事的我。


老师讲起过去,1981年的种种回忆,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流泪,都被我偷偷憋回去了。主要是不好看不是,几十几岁的人了。


老师说起曾在外贸上班的学霸韩迎春,去北美创世界,还来和她告别,渐渐失去了音信。


俱往矣,人生如梦呀。


五十岁,我们都老了,很想和这些老同学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这也是所有同学我用真实名字的原因(没有事前征得大家同意,海涵)。


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境况如何?千万别忘了曾经的青春年少,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岁月。想你们!


真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然笑春风。


结束语



2015年3月18日之前的农业路;如今BRT车站已经拆除,成为工地。


农业路,当年不足三公里的一条市郊路,每当风吹起的时候,路边的尘土会随着风漫天蔽日。你虽不长,在这里,却有无数的青少年记忆。


现如今,农业路东延西展已经很长了,记忆渐渐被人淡忘。


祝,农业路高架桥早日竣工!


祝,郑州这座城市越建越好!


祝,郑州人民越来越幸福!



作者简介

韩伟,笔名保尔温哥华,桥梁高级工程师,生于郑州长于郑州。曾参与郑州市中州大道,西三环勘测定线,南环航海路施工。业余爱好写作,曾在搜狐发表小说《黄埔江边的故事》,天涯论坛专刊《樱花开放温哥华》曾游学北美体验生活做过木工,房产建筑商等。迹遍及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最爱郑州。不是因为她美丽,而是藏有太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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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箴言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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